犯罪心理侧写在最近30年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建立在系统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严谨科学。在警方调查期间，心理学家会被要求从犯罪者在犯罪现场的行为方式，分析罪犯的行为指标，并与心理特征联系起来，以帮助警方调查人员缩小范围并确定最有可能的嫌疑人的优先顺序。
最早的犯罪心理侧写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大名鼎鼎的英国连环杀人犯“开膛手杰克”。1888年，一名被称为开膛手杰克的男子在伦敦谋杀了至少五名妇女，她们都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妓女。每个受害者都被以同样的作案手法杀害，即先将受害人勒死，然后肢解，再掏空内脏。因凶手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被称为伦敦第一起连环杀人案。两名协助警方进行尸检的医生乔治·菲利普斯和托马斯·邦德不仅向警方提供了犯罪的物理细节，还提供了他们认为与杀戮方式有关的心理特征。托马斯·邦德认为，凶手在外表和举止上都很谦逊，面对难以想象的暴力行为时，他会大胆而冷静；他认为凶手年届中年，过着孤独的生活。因为凶手是在公共场所杀人，所以他作案时穿着一件长大衣，用来掩盖他犯罪时的血迹。虽然开膛手杰克从未被抓获，但是根据当时十几份目击者的陈述都支持邦德的描述。
正式的现代犯罪心理侧写始于对外号为“疯狂轰炸机”的乔治·梅特斯基的追捕。梅特斯基在1931年的一次工业事故中受伤，由于吸入滚烫的锅炉烟雾，他被致残26周。尽管梅特斯基提交了一份工伤赔偿申请，声称事故导致肺炎，并恶化为肺结核，但他的索赔被拒绝，三次上诉同样被驳回，梅特斯基因此失业。他对雇佣他的公司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并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在纽约市安放了至少33枚炸弹。在长达16年的追捕中，警方由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而向精神病学家詹姆斯·A·布鲁塞尔求助。布鲁塞尔曾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从事反间谍分析工作，他为警方制作了一份犯罪份子详细的个人资料，并预测他是东欧血统并在外国出生的男性（梅特斯基是立陶宛移民的后代）。其他的特征为：(2)40至50岁之间；(3)与女性亲属住在一起的单身汉；(4)刮得干干净净、衣着整洁、身材健壮的男子；(5)偏执狂。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塞尔还预测，袭击者穿着双排扣西装。在当地报纸刊登了这位疯狂轰炸机人物简介的摘要后，雇佣梅特斯基的联合爱迪生扩大了对个人档案的搜索，寻找与侧写资料匹配的对公司心怀不满的员工。他们很快找到了梅特斯基的档案，1957年1月21日，警方前往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进行例行讯问。令他们惊讶的是，梅特斯基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布鲁塞尔的个人资料，并立即认罪是他放置了炸弹。尽管警察赶到时他没有穿双排扣西装，但梅特斯基在被捕前要求穿上双排扣西装。四个月后，法官宣布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在法律上是精神错乱的。该案件从侧面证实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在协助警方惩奸除恶方面所展现出的潜力。
与此同时，侧写在美国生根发芽，不过大部分依靠的是侧写人员的经验和知觉。直到1974年，美国两帮调查局成立了行为科学组，1976年到1979年间，几名联邦调查局特工采访了36名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以建立起甄别不同类型罪犯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犯罪侧写系统。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道格拉斯，他退休后的著作《Mindhunter》成为了许多剧集的灵感来源，包括同名剧集《心灵猎人》和长寿心理剧《犯罪心理》，同样他的作品还帮助了《沉默的羔羊》和《汉尼拔》的创作。在《心灵猎人》中，主创们还原了最初FBI采访那些连环凶杀案凶手，并建立侧写档案的经过。
另一名值得载入史册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是罗伯特·K·雷斯勒，他于1970年加入联邦调查局。成为行为科学组的一员，他被认为是“连环杀手”这个词的创始人。雷斯勒还在20世纪80年代采访了连环杀手，并开发了美国第一个未侦破犯罪的计算机数据库，帮助抓获了那些在杀人时越过州界的人。他参与了重大连环杀手案件，包括对杰弗里·达默和泰德·邦迪的搜查，前者肢解了17名男性，而后者则前后犯下了30起谋杀案。
专家们可以通过观察犯罪现场，得出以下结论：犯罪现场涉及多少事前计划，是机会犯罪还是有针对性的袭击，犯罪者在清理证据方面有多老练，以及伤害模式是否显示出性虐待的证据--这些结论有助于形成犯罪者的背景信息。约翰·道格拉斯提出了“有组织/无组织二分法”的概念：有组织犯罪是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所以在现场几乎找不到证据。根据分类方案，有组织的罪犯是反社会的，通常明辨是非，并不疯狂，也不会表现出悔恨。相比之下，无组织犯罪不是有计划的，罪犯会留下指纹和血迹等证据。无组织的罪犯可能是年轻人，在酒精或毒品的影响下，也可能是精神病患者。
科学地测试犯罪侧写的有用性并非易事。根据犯罪学家丹·肯尼迪的说法，这种侧写建立在一个根本的谬误之上，他称之为同源性问题—即认为你的日常生活和你在犯罪现场的所作所为之间会有某种关联。虽然始终如一的犯罪行为反映出始终如一的个性或性格似乎是常识，但这种相关性要么太弱，要么太不规范，没有任何用处。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情景条件做出反应的，即使以同样的方式重复执行一项任务，也不能说明生活中其他领域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利物浦大学的一项研究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些支持。他们对100起涉及陌生人强奸犯的案件的审查显示，犯罪现场之间的相似性与罪犯之间的相似性没有相关性。研究人员尝试过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已侦破犯罪的案件档案展示给侧写员和其他人，并比较他们生成的档案的准确性。结果好坏参半；侧写员在强奸案卷宗上的准确度更高，但在谋杀案卷宗上的表现并不比平均水平高。侧写问题往往是由于过于具体的指控和对这些指控的过度自信，这可能会因为给予办案人员狭隘的视野而使调查偏离真相。
尽管如此，侧写对流行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犯罪剧已经成为当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连续剧类型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超过上千部以连环杀手为主角的电影诞生。教养理论认为，消费者看某种类型的电视或某个电视节目的次数越多，就越会影响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消费者会相信现实世界与电视或其他媒体节目上的现实世界相似。教养理论帮助我们解释了连环杀手类作品的长期影响。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连环杀手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者，或者消费者可能会相信关于连环杀手的特定类型的刻板印象。根据这一理论，观看大量基于犯罪的虚构电视节目的人最终会以电视内容所描绘的方式感知现实世界，观看以连环谋杀案或连环杀手为题材的电视节目的消费者，可能会将这些肇事者或他们的罪行的描述视为事实。如果描述不准确或误导消费者，这可能是危险的。比如被定罪的连环杀手通常都是受性幻想驱使，他们的犯罪是有性动机的，对性幻想成分的关注导致连环杀手被定位为“性虐待杀手”，并且成为影视作品中常见的主题。
另一种常见的剧情是，女性通常是罪案当中的受害者，因为连环杀手清一色都是男的，或者连环杀手杀人的动机通常是对女性的厌恶。这种模式与女权主义的盛行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权，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也越来越多。因为当女性掌握更多权力时，一些男性可能会感到没有安全感。
描述连环杀手的电影、迷你剧和纪录片风格的电视节目长期流行，反映了制作和我们着迷的消费之间的共生状态。作为一种文化，我们似乎会迫不及待地回到暴力和臭名昭著的犯罪现场。但是无论是性动机还是对女性的蔑视，媒体倾向于更多地关注这些犯罪的性方面，而不是犯罪的权力和控制方面，实际上更多的犯罪与连环杀手寻求权力与控制有关。因为连环杀手的文化建设强化了一种反动情绪，满足了观众对文化禁忌的渴望。由于连环杀手主要是白人和男性，谋杀那些被视为脆弱或危险的人明确了关于某些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男同性恋者和老年人）脆弱性的刻板印象，连环杀手瞄准的许多对象似乎有些微不足道，反映了他们的边缘社会地位，他们因此得以维护男性至上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