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3日，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的国际与全球研究副教授伊兰娜·乌雷茨基（Elanah Uretsky）在The Conversation网站发表观点。
从当下中、美两国人们生活日常出发，她认为SARS事件之后，两国对重大传染病事件的治理态度截然不同，新冠疫情暴发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正确采取各类抗疫举措（包括武汉封城）使得当下人们可以自由出行；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疫情管控一团糟，仅感恩节前的一周内就新增了100万例患者。
乌雷茨基说：……I found myself longing for the type of freedom I am seeing in China（我发现自己无比向往中国的那种自由）。
我出生并生活在美国。不过今年过感恩节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比向往中国的那种自由。
中国民众现在可以自由出行。许多美国人可能觉得，这种中国人独享的自由，或者说他们的防疫成功，都是所谓专制政策的结果。但作为一个多年研究中国公共卫生的学者，我认为答案远非如此。
我的研究告诉我，中国能成功扑灭疫情，并非源于媒体口中的“专制”或“独裁”，而是他们国家对卫生事业的优先考虑。中国从SARS（21世纪的首例冠状病毒大流行）事件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羡慕中国人民有出行的自由
将近1年前，新冠病毒在武汉出现，接下来3个月内，中国8万例感染者被确诊，3000多名患者丧生。
2020年1月下旬，中国政府决定封锁武汉这座1100万人的城市，城市交通全部停止，甚至湖北省的其他几个城市也进入封城状态，总隔离人数超过5000万。
到4月初，中国政府有力地控制了病毒传播，这给了他们结束封锁武汉的自由。
近几个月，老百姓正常出行旅游，上餐厅吃饭，去剧院看戏，孩子们上下学不再需要大人关注他们被感染的风险。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迄今为止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我们已经确诊了超过1400万例感染者，感恩节前的一周内新增了100万例患者。
在9月和10月，我在中国各地的朋友给我发送了各种食物的照片，他们在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期间旅行，探访亲朋好友。我当时很羡慕他们，现在更羡慕他们，眼下的美国人正思索如何庆祝今年的假期。
中国从SARS事件中学到了什么？
很多美国的专家和媒体说中国的成功和自由是通过贯彻一套专制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实现的，而这类政策只能由专制政府制定。我们不妨回溯一下2002—2003年期间的非典疫情。
SARS于2002年11月暴发，到次年5月结束。当时的中国对它毫无准备，他们没有检测或控制该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而且当时的中国政府把政治和经济看得更重要（重于公共卫生）。当面对某种充满破坏力和传播能力的病原体时，这种态度和基于此态度推行的一系列防疫举措往往会造成更大损失。非典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
面对SARS病毒的凶猛攻势，中国政府最后决定在北京实施隔离防疫措施，并取消了当时还是为期一周的五一长假。非典疫情在短短几个月内得到控制，并于5月份销声匿迹，没像新冠这样造成太大影响。
据统计，非典疫情期间全球约8000人次感染，其中800名患者死亡，65％的感染病例发生在中国。
中国政府因为SARS意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疫情结束后，政府加大对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研发了全世界最复杂的疾病监控系统之一。虽然新冠病毒在暴发初期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但他们很快就通过及时合理的资源调度，在3个月内就几乎完全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
在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和疫苗的情况下，控制感染源和阻断传播途径是毫无疑问的首要防疫策略。中国在这两方面——包括早期病毒检测、患者的隔离及治疗、密切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等——做得极为出色。
政府曾在疫情核心区设立了数家方舱医院，隔离收治轻、中度症状的患者，极大缓解了医疗系统的压力。
此外，政府还大力宣传并强制推行口罩令，督促民众注意个人卫生（洗手、家庭消毒以及通风），做好自我监测工作（测体温），要求所有人做居家隔离，并由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开展大面积的症状调查。
美国一直在破坏而非补救
SARS曾暴露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巨大缺陷，并促使其政府重塑这套体系。COVID-19则展现了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严重问题。但迄今为止，现任政府一直在破坏而非补救。
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疾控中心（CDC）的预算。2020年2月，也就是美国的新冠大流行开始阶段，特朗普政府要求CDC的预算再减少6.93亿美元。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应对能力。过去，我们往往会在大规模流行病真正入境前就提前出击，利用国际伙伴关系，在海岸线以外搭建防疫工事，做好病原体检测以及高危人群追踪的工作。
例如，在SARS暴发后，CDC曾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帮助他们控制疫情——要知道CDC曾派出10名专家到中国与40名中国的传染病研究者共同开展防疫工作。但特朗普上任后不久便开始大幅削减这类职位，到COVID-19暴发，这些国际支援项目只剩下一两个核心成员。
缩减用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约等于“缩减”美国人民的健康，这种事情是绝不应该发生的，但特朗普政府确实将其变成了现实。我希望新的政府能再次把公共卫生放到首位，也向我们证明，卫生事业不是他们口中的那个“专制政府”的专利，而且是所有人的权利。
本文作者、医学人类学家伊兰娜·乌雷茨基（Elanah Uretsky）目前是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的国际与全球研究副教授，此前曾在多所美国高校任职，开展全球健康、人类学以及国际事务等方面的研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医学（Sociomedical Sciences）博士学位的她一直都对东亚，尤其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研究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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