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关不羽
来源 | 凤羽经略
2009年入主白宫不久的奥巴马意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轻松获得的荣誉与其说是奖励。然而，当他离开白宫时，显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和平。
2020年，拜登目前的情形与2009年的奥巴马相似，美国主流媒体将这场选战渲染为正邪之争的终极之战。那么，会不会如“终极之战”的神话结局那样，人类社会即将进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呢？
回答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拜登在竞选中的政策表达并不清晰，尤其是在外交领域，由于今年竞选聚焦于美国国内事务，外交政策的关注度极为有限，拜登在这一领域的政策表达较为零碎。
以现有的信息以及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拜登时代的国际形势不能盲目乐观。
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因素复杂
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都和国内经济和政治因素密切关联。拜登时代的美国的国内形势将会异常复杂。
首先，拜登的经济政策将会极大地透支美国经济实力，严峻的财政压力将会影响其外部行动力。如果拜登接掌白宫时疫情还未过去，那么他会采取更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优先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美国的复工状况将会停滞，乃至倒退。这对短期经济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
即便此时的疫情因疫苗正式投入使用而趋缓，拜登在竞选期间承诺的大量补贴将会出台，那项在国会“躺”了几个月的2万亿美元疫情援助措施就是蓝本。尽管国会仍有相当的阻力，但是以疫情为契机将美国的福利化进程大大向前推进的趋势将不可改变。疫情补贴、全面复活奥巴马医保、福利受益人群在学生、老人中扩大，都将逐一成为现实。
和福利化的进程相匹配的是高税收政策，拜登明确主张从2021年起开始提高税率，包括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率，以此在十年内增加超过4万亿美元的联邦收入。
这一增税计划带来的财政增收，不仅要为福利扩张埋单，还将用于支撑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和公共交通等项目的巨额投资。显然是不够用的——仅“绿色新政”一项就涉及到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因此，拜登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创战后新高几无悬念，最新的分析预测为3.3万亿美元。
而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正在鼓励拜登采取的措施——以高税收、高财政支出提振经济，这或许会给拜登执政之初带来“人造的繁荣”，但是必然带来透支美国国力、透支美元信用的结果。
无论如何，联邦政府将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国内的经济刺激时，致力于处理复杂的经济事务时，其外部行动力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美国政坛在拜登时代也会更为复杂。修复两党之间的裂痕仅仅是拜登面临的问题之一，真正的长期威胁来自党内。民主党内部建制派对AOC为代表的少壮派的控制力下降，在此次选战进程中已经暴露无遗。
民主党“四朵金花”
后者更好斗、更极端的政治主张会逐步取代两党传统政治议题，成为新的政治纷争焦点。在新人崛起的时代，拜登的年龄、资历和温和的风格很可能会成为少壮派的靶子。
因此，内忧外患的拜登的政治处境也会相对弱势，各方势力会借外交问题大打“横炮”，这对拜登政府的外交决策无疑会有牵制作用，因此未来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稳定性堪忧。
从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看，拜登政府在执政初期将会迅速且密集出台一些外交政策，这既是回应内外支持者调整特朗普外交的必要举措，也有走出疫情后美国经济反弹时的乐观情绪支持。但是，随着其执政时间的增长，内部共识将会持续削弱，长期的外交政策会缺乏连续性。
多重张力下的“巨轮迷航”
如果把美国的外交及外部行动形容为航行中的巨轮，那么拜登时代将是“巨轮迷航”式的状态——在内外多重张力下显得曲折犹豫。
首先是来自欧洲盟国将会对美国外交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此前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克林顿-奥巴马”时代的显著特征，无疑将会在拜登时代完整复活。实际上，拜登本人就是那段美欧关系蜜月期创造者之一，甚至可以视为他入主白宫之前最大的政治成就。因此，修复乃至强化欧美外交同盟关系，肯定是拜登外交政策的基石。
问题在于，欧盟及欧洲大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颇多负面因素。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原则与复杂的国际事务诉求一直是欧盟外交的特点，由此衍生出的意外与混乱层出不穷。克林顿时代的巴尔干战争、奥巴马时代的中东乱局，都有欧盟和欧洲主要大国的影响。
站在美国保守派的立场看，“老欧洲”总是把美国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干预力量，把美国卷入到没有利益关系的纷争中，却又经常带头谴责美国的干预主义。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指责至少在一定程度是真实的。
无论是美俄关系还是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中，欧盟和欧洲大国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实际上，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后，直到特朗普上台前，美国政府再也没有在欧洲盟友们明确反对的情况下采取过重大的外部行动。
一定程度上，阻止或促使美国采取实质行动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欧洲大国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构成部分，但这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美欧之间的潜在矛盾并不会因为拜登上任后的花好月圆而消失，但在表面上会显得更为平静。
可以肯定的是，让美欧关系恢复“常态”，这也包括WTO、WHO等国际组织的重振声威，这些将是拜登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按照欧洲主张的多边主义框架，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强烈的正面冲突，但是在局部区域将会存在不可预测且不可控的混乱局面。这将主要发生在中东。
中东地区的美国外交还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朗普遗产”的问题。担任过奥巴马副手、又接盘特朗普的拜登必须在奥巴马路线和特朗普路线的两极中选择自己的方向。
按照奥巴马路线，缓和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实现从中东抽身的目的。而特朗普路线则是打压伊朗，巩固和强化美国与以色列、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甚至容忍土耳其在中东的扩张，以扶持区域代理人的方式实现对中东的“遥控”。
从结果看，特朗普路线虽然得罪多方，却能保证中东的相对稳定。而奥巴马路线虽然“看起来很美”，结果却是中东高度动荡的结局。但是拜登没有什么选择，他对中东问题的表态中仅限于承诺不推翻美国大使前往耶路撒冷是保留了“特朗普遗产”，算是做出了安抚以色列的姿态，其他各方面都将回归了奥巴马路线。
美国重回“伊核协定”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伊朗经营“什叶新月带”的外部势力范围会有所进展。而这也会影响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甚至会影响到哈梅内伊的接班人方案。
至于特朗普重视的“中东传统盟友”，拜登明确表态不会给中东“独裁者们开空头支票”，这意味着美国不会对海湾君主国给出安全承诺。
最典型的莫过于沙特，拜登在竞选期间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沙特政权现执政者的严重不满，扬言对“残杀记者案”要追责。如果拜登在掌权后说到做到，那么经历疫情期间油价暴跌打击的海湾各国恐怕很难有安全感。
无论是这些国家再现“阿拉伯之春”，还是重回非对称对抗的策略，都将是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埃及穆兄会已经公开表示了对拜登的欢迎，这算是好消息吗？
拜登的外交将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走钢丝，将在奥巴马路线和特朗普遗产之间走钢丝，要避免犯错且方向明确是不容易的。
亚太地区局势可能趋缓
与中东地区再次陷入混乱的不祥之兆相比，全球另一热点地区亚太有望在拜登时代出现缓和趋势。
亚太的核心问题无疑是中美关系。过高估计拜登的对华善意是没有依据的，中美关系的紧张基调是美国两党少数的共识之一，拜登不可能在战略方向上大幅修正。但是，拜登将抛弃极限施压的做法，代之以更为传统的方式与中方互动，包括“接触-遏制”、“渐进式改变”、政治与经济相对区分的方式等等。
拟任国务卿的布林肯是外交世家出身，是拜登的长期助手，也是中方打交道的老手，由他主持的美国外交会忠实地执行拜登长期以来的风格。中美之间最为显著的改善将出现在经贸领域，以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战将结束，拜登的副手哈里斯对此有过明确的表态，拜登本人也一直有此意向。这一改变将会成为拜登政府重启全球化的一部分，较快得到落实。
全球产业链的重整仍然会是拜登政府关心的议题，将产业移回国内，或者至少实现“安全”的分散布局仍将继续。但是，雄心勃勃的基础建设和新能源事业都需要大量产能配合，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在短时间内无法摆脱。
拜登在遏制中国方面强调与盟友的集体行动，这也是很传统的民主党建制派政策路线。不过，和其他多边政治一样，其协调工作将会是困难且漫长的。尤其是欧洲盟友重回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包围网”存在很多变数。整体而言，中方面对的外交压力不会减轻，但中美沟通会更为顺畅，双方形势误判的概率会降低。
东北亚地区另一热点朝鲜核问题，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拜登对朝态度一向强硬，朝方对其上台执政也不抱欢迎，双方可能会提高对抗的调门，甚至不排除美方对朝施以更严厉的制裁。但是，韩国的对朝态度软化，以及疫情以来朝核问题明显边缘化的趋势，双方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俄关系，俄罗斯已经有明显的缓届迹象，这有可能是美俄关系改善的机会，但也同样存在风险。不过，俄罗斯整体国力的衰弱已经不可逆转，它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权重”会逐步降低。
整体而言，亚太地区的“热度”会降低，但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微妙的状态，能否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取决于中美双方的努力。
总之，如果明年一月顺利完成政权交接，拜登政府的外交将会有一个受到各方欢迎的开局，表现也会较为平稳。至于这一平稳时间能持续多久，将取决于多项无法预测的因素，诸如拜登的健康状况、美国议会中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民主党内部结构的变化等等。
无论如何，拜登激进的国内经济政策如果按照现有版本推进，那么美国经济和政府财政状况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迅速恶化，这一后果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外交政策。从这一趋势看，拜登时代的世界格局会很接近他的搭档奥巴马，一个颇有希望的开端，和一个心灰意冷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