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上午10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署名为“颜真卿”书丹的墓志。这一考古发现，让颜真卿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并引发了此“颜真卿”是否彼“颜真卿”的某种猜想。有意思的是，颜真卿幼年时，在长安出生成长、师从名家，从政后，经历的一次次贬谪与擢升，也都始于长安，逾古稀征叛乱，长安终成他不断回望却无法安抵的故乡。似乎颜真卿作为书法家、政治家、文学家的一生，皆与长安无法分开。那么这次考古新发现是否意味着1300多年后，还是在长安，我们又见颜真卿呢？
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墓墓室棺床
据了解，从今年6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城考古队对秦汉新城龚东村政府储备用地内的汉唐时期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在发掘过程中清理了大量隋唐时期墓葬，其中可确证为元氏家族的墓葬共三座，即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合葬墓和元不器墓、元自觉墓，出土墓志四合。
根据墓志内容初步研究，元大谦为北魏常山王第七代孙，历任姚州都督府录事参军、陇州司仓参军、右骁卫长史、绛州龙门县令。卒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开元廿七年（公元739年）迁祔于京兆府咸阳县武安乡毕原先塋之侧。罗婉顺，本姓叱罗，鲜卑人，北魏孝文帝时改为罗姓。卒于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迁合于夫君旧塋。元不器为元大谦第三子，荫补国子监太学生，未仕未婚，卒于开元廿四年（公元736年），开元廿七年（公元739年）迁祔其父母墓侧。元自觉为元大谦之侄，历任蒲州虞乡县主簿、右卫率府胄曹、游击将军、左司卫率，卒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与夫人同迁葬于咸阳县武安乡毕原。
其中，元大谦夫妇、元自觉墓志撰文者均为汝阳郡王李琎，志文内李琎自称外侄孙、外甥。据《新唐书》载，李琎为李宪之子，李宪妃元氏，追封恭皇后，结合墓志内容可知元自觉的姊妹即李宪之妃、李琎之母。历史上的李宪博学多才，作为长子的李琎也完美继承了他父亲的艺术细胞，《新唐书》上还记载李琎“眉宇秀整”，是一个十足的帅哥儿。他爱交友，爱喝酒，和贺知章、李白的关系都非常好，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指的就是李琎。元大谦墓志书丹者为墓主侄孙元豫，元自觉墓志书丹者为外甥李珵，皆未见史载，现推测李珵亦为李宪之子。
《罗婉顺墓志》
而本次考古勘探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罗婉顺墓志》的书丹者为“颜真卿”。罗婉顺墓志志盖、志石尺寸均为51.4×51.4厘米，志盖周边线刻缠枝花草及四神。盖篆书16字，志文楷书728字。按照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杨力铮的说法，这次考古发掘“有遗憾也有惊喜”。“遗憾的是，这些墓葬均遭早期严重盗扰，但却发现了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年书迹真品。”“在墓志上面非常清楚地写着‘长安县尉颜真卿书’”，“颜真卿书写墓志的年代是天宝五年，它是在颜真卿38岁的时候书写的。”据颜真卿年表，天宝五年颜真卿由醴泉县尉升任长安县尉，与史载相合。但颜真卿和元、罗二家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如其被委托书写这篇墓志铭，不知是否是那个爱交友的汝阳王李琎撮合的。
古代女子往往有“名”无“字”，罗婉顺字严正，墓志说她“容华婉丽，词藻清切”，因此可见，罗氏既是美女，又是才女。墓志中先是简要介绍了她的家世和品行，并通过丁母忧和长兄亡故两件事，来表现她的孝顺和情深义重，又称赞了她的勤劳能干。继而详细介绍了她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人的官职，简述了守礼、爱子、睿智等品格，以及因为寒食节追思亲人兼之食用冷食而病亡的过程，最后表达了亲人们的沉痛和哀思。尽管墓志所展现的更多是唐代社会所认可的女性典范倾向，但至少它也为我们勾勒了女性生命历程的一个完整画面。咸阳城考古队负责人许卫红表示：“从年龄上看，这对元氏夫妇是老夫少妻。从考古角度来说，女性墓志由颜真卿所书，可见唐朝的女性地位。”
《罗婉顺墓志》（局部）
《郭虚己墓志》（局部）
大概在30多年前，大家对颜真卿早年的书法还不了解，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颜真卿最早的碑石是他44岁所写的《多宝塔感应碑》，但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洛阳又出了颜真卿33岁写的《王琳墓志》和41岁写的《郭虚己墓志》。根据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的说法，前者是流散到市面上的，另一个《郭虚己墓志》是砖瓦厂挖土的时候挖出来的。《王琳墓志》还有两个版本，这两个中恐怕有一个是伪的。但这三个总体说来还是给我们勾勒出了颜真卿早年书法的样貌。
元自觉墓出土陶动物俑
也有学者认为，相较于颜真卿33岁所书的《王琳墓志》与41岁所书的《郭虚己墓志》，这次的考古发现与两者风格颇有差异，且相比颜真卿代表时期的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38岁时的颜真卿书风似乎少了些雄浑，却多了些清瘦秀逸。比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就持此种看法，《罗氏墓志》发掘出土后，其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多次表示：“作为地道书法外行只是看热闹的我来说，实在觉得没有道理相信这次发现的墓志字迹出自颜真卿之手。因此，该墓志是否为颜真卿所书，尚待全面论证与鉴定。”对此，陈根远认为：“颜真卿实际上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他26岁就中了进士，应该说他是学识、学位都很高，但是他在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初唐书风的影响。比如说初唐以来楷书的这种清秀典雅的感觉，《罗氏墓志》就是这样，但结字已经有了后来‘颜体’开张、环抱的端倪。他进入50岁以后，绝去姿媚，转为追求雄强、追求阳刚、追求厚朴，才形成了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的颜体，也就是说《罗氏墓志》是他的早年作品，颜体的风格还没有形成。这就为我们了解颜真卿书法的成长，以及他如何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开启唐人自己书法风貌的序幕，都提供了特别珍贵的科学的资料。”
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墓出土陶人俑
76岁的颜真卿，出于对唐王朝的忠诚而最终殉难。他的自我牺牲成为其生命之中的一个路标，他因此被视为道德模范。正因为有了性格学信念的介入，才使得颜真卿书法最终在宋代儒家改革者为获得和统治者同等的政治权力和文化地位的斗争中成为一种理想的标准，因此自北宋起，无论文人俗士，习书大都宗法颜书。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正如他的人生般含蓄又充满力量，与儒家思想深度契合，树立了中国书法美学浩然正气的精神境界。
元不器墓出土陶动物俑
对于“署名为‘颜真卿’书丹的墓志是否为颜真卿真迹”？张杨力铮在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还是要以在公开刊物发表的正式考古简报为准，最近正在抓紧进行整理。”毕竟，任何一件考古文物的研究和鉴定都需要一个逐步深入揭开谜底的过程，甚至可能需要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和求索，最终，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本报记者：赵墨）
颜真卿书法评议二题
杜 浩
关于《罗婉顺墓志》的讨论
近年来颜真卿书法不断成为媒体、大众关注的焦点，几年前日本推出颜真卿书法大展，展览题目定为“超越王羲之的名笔”，此标题将颜真卿书法历史地位重新定义，博得了人们的眼球。策展人真的认为应该这么定位颜真卿的书法史地位还是为了媒体轰动效应？不得而知。
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览海报
此后西安碑林博物馆，为了呼应这一事件的热度，推出了颜真卿碑刻拓片展览，同样引发了文化圈的高度关注。其关注和谈论的重心，大概就是颜真卿的书法成就远远超越王羲之，为历史上颜真卿的书法史地位鸣冤叫屈。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发掘唐代元氏家族墓葬时，发现一合署名“颜真卿”书丹的墓志，据称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年书迹真品。这则新闻，将颜真卿再次推至舆论关注的焦点。
以上消息之所以引起关注，对普通人来说一是颜真卿的书法及其人品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二是此次发现是颜真卿书法唯一的科学考古发掘，也即是说此前其他颜真卿碑刻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现，而且此碑书写年份仅次于此前出土的《王琳墓志》，是最早期书迹之一。
《王琳墓志》（局部）
笔者关注颜真卿书法现象多年，当看到这一报道，并没有感到惊奇，一则是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还会有包括署名“颜真卿”书丹在内的更多的古代碑刻出土，二是以我对颜真卿书法面貌的了解来说，此碑并不违背常理。颜真卿书法面貌多样，早年和晚年差异较大，我们一般常识中往往用“雄浑大气”等词语来形容颜真卿是非常片面的。颜真卿书法面貌除了雄浑一路外，还有和雄浑气象完全相反的一路，比如《多宝塔碑》，就有古人用“秀媚多姿”评价，也有人评价《东方朔画赞并碑阴记》为“以秀劲取姿”等等。
此次出土的《罗婉顺墓志》笔画比较细挺，与我们常识中粗壮的笔画有差距，但是我们同《王琳墓志》《李玄靖碑》《宋广平碑》《臧怀恪碑》相比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也就是在整个颜真卿流传的碑刻墨迹中，属于肥厚一路的仅仅是一部分。
从结体上来看，《罗婉顺墓志》已经有了如沙孟海先生所说的“平画宽结”的特点，也就是颜真卿书法的横画没有柳公权、欧阳询那么倾斜，其结构“不以欹侧取妍美”，而是横向外拓得气势，这也就是后人说的篆籀的结体方式。我们知道“以欹侧取妍美”是王羲之等人从魏晋时期总结的书写规律，被后人普遍接受并成为历史主流的一种书写方式，然而颜真卿的书写恰恰背离了这一主流形态。这也是近代以来，为信奉创新精神的人所一直津津乐道的。
我们在谈论鉴定一件古人作品时判断为伪，比较容易，但是判断真，的确很难。因为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在一个偶发的状态下完成的，所以必然有异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往往会成为否定一件作品的理由。如果断定为真，则需要对这一独特性作出说明，这是很困难的。
另外，对于书法而言，大字、小字、不同材质下的书写都会有差异，我们在谈论一件书法作品时往往会忽略这一前提条件。颜真卿有许多大字或者成为榜书，非常有气势，这也是有人说颜真卿的书法有“庙堂气象”。但是如果换做小字，两者的书写方式会很不相同，在面貌上也会造成差异。
很多资料显示，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前，不管是社会声望、官职还是书法名气，都还不是那么高，此通碑刻书写时，颜真卿只是一个比县令还要低的官吏，书法面貌也与时人没有拉开距离。唐代书法教育兴盛，整体水平高，类似于这样的碑刻书写水平并不鲜见。
笔者认为，《罗婉顺墓志》符合颜真卿早期书法面貌一般形态，无论从用笔特点还是结构特点，都说明颜真卿早期书法和当时唐人所共有的一般特点吻合，不必用其晚年某些作品的风格来怀疑此碑的真实性。
颜真卿书法评价的历史脉络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继“书圣”王羲之后极为重要的书法家，然其崇高书学地位的确立不是唐代而是宋代，这一现象不仅仅与书法本体有关，从更广阔视域来审视，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命题。我们目前的唐代书法史往往将颜真卿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实际上这样一种地位并非是唐代历史的真实状况，确切地说是后人眼中的“唐代书法史”，如果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许多问题便无法解释。
笔者近日出版了专著《颜真卿书法评价研究》，此书关注研究颜真卿书法现象，之所以进行这样一个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关于颜真卿的书法史料看上去虽然不少，仔细梳理后发现大都是后人的，直接的经过前人考证的唐代史料几乎没有，就颜真卿本人而言对书法问题乃至文艺方面的言论几乎没有，如从颜真卿出发来做研究无从下手。已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邹跃进先生说“研究一个死了的颜真卿更有价值，你想重新定义颜真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已经形成，不要和古人争长短”。在和书法史学者、中央美术学院刘涛先生谈起做颜真卿的研究时，他也认为“从史料来看，一个死了的颜真卿更容易找到资料，而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书法家单独做一个书法研究的难度大而且根本找不到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料”。其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关于颜真卿书法的许多惯有常识并不属于唐代，追本溯源，必须首先要弄清楚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颜真卿是演变而来的。其三，我们所谈论的颜真卿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属于一个语言现象，即颜真卿的形象是人们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语言本身成为我们考察研究的对象，然而语言本身有自己的规律，从全球大的学术背景来讲，从对对象的研究转向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这种学术趋势，是学术发展不断深化、细化的结果。
后世对颜真卿书法推崇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对其作品收藏、著录、整理、题跋这一活动中，各种复杂因素经常揉在一起。对其作品的珍视往往并非出于单一的艺术角度，也并非单一的政治文化因素那么简单。任何一种粗线条的勾勒都有可能将问题简单化。前人对这一问题往往以“书以人贵”作为解释的主要理由，但这一未经过深究的解答并不能解释人们围绕颜真卿书法所热烈讨论的书品、人品问题。
颜真卿书法面貌中所体现的内涵，为后人无限解读提供了可能，书法中所折射出的某些现象仍有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必要。后人对其书法作品的评论所热衷的是其人品和风格之间形成的某种同构关系，当然这一同构也经过了大量评论者的选择和整理。人品和风格之间得以沟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颜真卿书法中所体现的某种“书写精神”，而这一精神也许正是人们所纠结的人品、书品问题的关键点。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定位沿着“人书同构”的线索得以完成，此种同构关系对颜真卿风格的最终定位有较大的作用。评价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时代以及文本中语言的来源、使用及其目的都会受到许多限制。这些限制中有语言使用的外部因素，也有语言自身的内部规律。
对颜真卿书法的批评、推崇同时存在于古典评价中。不管是推崇者还是批评者，他们所共同使用的主要工具还是“二王”体系所形成的一贯审美标准。古典语境转向现代语境，其评价的关键词也随之转变，这一转变对颜真卿书法地位的再次推崇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近现代的书法史著作不但可以很自然地接受苏轼等人对颜真卿推崇的论断，还有更进一步推崇的意愿，原因在于现代语境中“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我们现在关注颜真卿书法有特殊的语境，即现代科学话语体系，在这一语境中，颜真卿的书法史地位需要得到重新的阐释。但是当我们总览历史时，需要有宏观的眼光，我们既要了解当下的逻辑理路，也要了解古人的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会随波逐流，才不会用当下来轻易否定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