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
“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在听完下属的再次提及造手机，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显然很很生气，他“啪”地一声很响地拍了桌子，这样说道。
这是2002年的一个普通的秋天，但对于华为来说并非如此。2000年，华为正高歌猛进，年营收创下220亿元，位居中国电子企业百强之首。14岁的华为，在国内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大公司，当然没有现在这样知名。巅峰之上，往往意味着寒冷。任正非从2000年年底就感觉到了这种危机的到来。
在2000年年底，任正非亲自撰文，写下了《华为的冬天》这篇文章，发布在华为的内部刊物《华为人》上。在文章中，任正非对公司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担忧，他问道，“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
在一年之后，任正非的担忧还是来了。从此后的2001年到2002年，华为遭遇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存亡关头。在华为的发展历史中，从1987年2001年，这家努力的公司，在业绩都处于上升趋势。但在2001年，华为出现创立以来首次停止增长，而到了2002年，华为则迎来创立以来的首次亏损。当年华为销售额为221亿元，而当年华为的业绩目标是3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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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外界将这一困境归因于华为管理层对经营策略的偏差。尽管任正非在200年的《华为的冬天》中就写到，“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二、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制造业就惯性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股大涨的惯性结果。”但是，华为还是低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
在2019年任正非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说道，当2001年的IT泡沫危机发生时，华为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危机，公司基本濒临崩溃了，内外交困。外部来说，华为对客户负责任的能力低，在IT泡沫时期，大公司把所有好零部件买光了，华为只能买一些差的零部件做了产品卖给客户。而与此同时，华为内部也出现很大危机，2002年时，内部很多人偷走知识产权、挖走公司的人，去创办其他的公司。
任正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召开了400人的高级干部大会，学习了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论》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叫领袖？要在茫茫的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燃烧，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队伍走向胜利。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将领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用自己发出的微光，带领队伍前进。在会议上，任正非说，“好，现在该华为把心拿出来，照亮队伍前进，巩固队伍信心。”
华为的2002年比2001年更惨。在当时国内电信投资不景气的情况下，华为一系列逆势扩张动作令资金状况极度承压。特别是在2001年，在现金流负增长的情况下，华为还进行了万人大招聘。这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首先是全员持股的波动——对于全员持股的华为来说，负增长简直是一场灾难，之前员工从来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投入到华为的钱有可能会血本无归，但负增长的到来导致员工人心惶惶。
在华为推行员工持股制后，任正非的股权已经被稀释到1.42，其他部分都是员工共同持有，而公司每年给员工的分红率高达30%。面对突如其来的负增长，员工中有的要求退股，有的要求离职并且要求公司兑现股权，甚至还有人要求股权重组。那时候，华为还面临很多官司。
任正非在十年后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回忆说，2002年是华为可能会崩溃的一年，公司内外矛盾交织，他自己却对控制公司无能为力，因此有半年时间经常在梦醒时分痛哭不已。当时，任正非本人患有抑郁症，在2000年前，多次想自杀，任正非说，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打个电话。
“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任正非后来回忆说道。也是在同一年，正值华为艰难之际，任正非的老搭档郑宝用被诊断患上脑癌而远赴美国治疗。这个在华为早期立下汗马功劳的技术大牛，这次没能继续站在一线将华为拉出泥潭。
郑宝用是谁？当年华为还是一个小厂子的时候，郑宝用已经是清华大学博士生。那个年代的博士生可不跟现在这么泛滥，在整个城市里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而且还是清华大学的博士，郑宝用在朋友的劝说下，扔掉了自己清华大学博士的身份，加入了华为。任正非把华为002号员工的序列号给了他。
最终华为能渡过难关，是源于美国艾默生公司进入中国。这真的是靠运气的眷顾，艾默生在历史上是靠并购发展起来的公司，所以进入中国以后就开始并购，以约60亿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华为的通信电源业务，解决了华为的现金断流问题，将华为从濒临倒闭的窘境中解救了出来。
但这并没有使华为完全回血。在当时的形势下，华为几乎每一天都是生死之战，而华为不造手机的决定也早就做出。
华为和手机最早缘起于1997年，1997年华为推出了无线GSM解决方案，公司内部申请研发GSM手机，用以辅助GSM解决方案的销售。但是作为一个为运营商提供通信技术的设备服务公司，为了让运营商放心，任正非曾经承诺不进入通信消费品领域（只做2B不做2C），所以并没有做手机的想法。
同年，国家为了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终端项目，信息产业部主动希望华为做手机，也被任正非给回绝了。1998年，手机技术的发展从模拟话机演进到有来电识别功能的数字话机的时代。当年华为话机事业部也推出了自己的数字电话机，配合自己的C&C08程控交换机，在中国电信销售。
但是由于价格竞争激烈，生产又是外包，电话机的质量良莠不齐，经常出现问题。而当时的无绳电话还真不是家家都有了，它还经常作为礼品送给客户，但是故障连连，导致客户经常调侃，你们连无绳电话都做不好，怎么能做好基站呢？这件事情更坚定任正非不做手机的想法。
使得华为重新决定造手机也是非常机缘巧合的事情。2002年9月30日，松下和爱立信的手机测试通过了华为的彩信业务。当年国庆节，当时在华为3G业务小组的张利华到移动营业厅看到彩信业务旺盛的销售情况：中国移动各营业厅，消费者排队上百米只为抢购一部能收发彩信的手机；松下GD88，诺基亚的彩信手机都卖8000多元，一机难求。
当晚张利华就开始给公司最高层写报告，建议华为公司立即做可以支持移动数据增值业务的2.5G和3G的手机终端。机会在2002年10月底的北京国际通信展上到来。当时张利华负责给公司高层领导介绍整个通信展体现的技术新趋势时，把之前准备的华为要尽快立项做3G手机的材料边走、边说了一路。
通信展后张利华就收到时任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的命令：准备一份给任老板的正式手机立项汇报材料。在准备材料期间，张利华当时在3G业务小组，她获准参加了一次任正非亲自召集的对无线产品线讨论会。会上当任老板让大家畅所欲言时，张利华忍不住大声说：
“华为的3G设备只能卖一次，但是消费者一年会换好几部3G手机，中国有好几亿手机消费者。华为应该尽快立项3G手机！否则会失去巨大的市场机会。”
【如今的华为基站】
任正非听完，拍着桌子说出了文章开头那一番话。任正非洪亮的声音，像是警钟敲响，他的话一出来，会议室中立刻没有人敢吱声了。造手机这件事就卡在这里，成为华为公司内忌讳的话题。但张利华没有就此放弃，她仍然坚持做完了材料，并将材料给了管理层。
一个月后的2002年底，事情发生了改变。徐直军受任正非委托，忽然召开了手机立项讨论会，而负责汇报的就是张利华，在汇报结束之后。任正非情绪和缓地说了两句话：纪平，拿出十个亿来做手机！（当时纪平负责财务）第二句是：为什么中兴GSM手机没有做好，亏损了好几年，你们要想清楚。做手机跟做系统设备不一样，做法和打法都不同，华为公司要专门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独立运作。
华为手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很简短地波澜不惊地开完了。但在业绩负增长的时候，任正非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经过了内心激烈的挣扎。
2003年7月，华为成立手机研发部，任正非决定同时进入小灵通市场，同年11月，华为终端公司正式成立，但是这个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已然是一场红海大战了。而在2003年，华为曾一度差点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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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的一个早晨，时任摩托罗拉首席运营官的迈克扎菲罗夫斯基正与任正非在深圳还玩的沙滩上散步，两人商讨并购华为。任正非那天穿着一件色彩明亮的半袖衬衫，胸前挂着墨镜，几乎面无表情。迈克扎菲罗夫斯基则比划着手势。但由于摩托罗拉董事会的否决，这一交易最终没有执行。这个交易的的出现，也展示了华为当时窘迫的处境。
重新造手机带来了华为历史上一次重要改变。自2003年开始，华为实行轮值制度，这个制度的推行，也是源于对2002年危机的反思。到了2012年，华为认为轮值的人太多，没有效率，就把总裁轮值改成了CEO轮值制度。这就是华为历史上著名的轮值CEO制度的来源。
17年前，任正非说华为不做手机，谁知道现在成了世界前3。而现在，华为在造车上似乎有着同样的态度。11月2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签发的《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管理的决议》。在决议中，任正非强调，华为不造车，而是帮助车企造好车，成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
任正非表示，以后谁再建言造车，干扰公司，可调离岗位，另外寻找岗位。智能终端与智能汽车部件IRE和消费者业务管理委员会要坚持华为不造车的战略，且无权改变此战略。那么，手机和汽车，会是一样的结局吗？不造汽车的华为，还会造汽车吗？（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参考资料
1、任正非谈话：2000年前，我曾忧郁症患者直到2006年，才真正抛弃自杀念头
来源：2018年11月05日 《中国经营报》
2、华为差点被卖掉的2003年
来源：《商业人物》
3、2001年前后华为怎么挺过来的？任正非：学习《战争论》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燃烧
来源：金融界网站
3、华为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