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日本在中国人的印象里，一直很不好，这是因为历史原因影响。
不过随着大家有钱后，去过日本旅游的人，基本都会对日本的观感产生了转变，你看城市和乡村的街道井然有序，整洁干净，人民素质非常高，很有礼貌。他们的做事更是具有工匠精神，不管你对这个国家有再大的意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
但是，在日本人眼里，他们看待日本人却跟我们不一样，日本人眼里的日本人，觉得做事缺乏责任感。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为什么说日本人做事缺乏责任感呢？
责任谁承担？
责任这个词，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有的人说，这个事出了，我负责，这是负责的表现。
比如，医生要是对你说，这个手术要做会有以下风险，你看完后，确定要做就签个字。这是我们常见的情况，对医生来说，他已经把风险都跟病患说了，算负责了吧？可病人需要的，是医生说虽然手术有风险，但是还是强烈建议你做，这才是负责的医生。
所以，对于不确定的风险，是背还是不背？日本作家近藤大介认为，日本人缺乏的就是后一种责任感，他觉得日本人是通过前一种责任来回避后一种责任。
日本有个公司要研发新产品，研发部门出一份计划书。老板就让全公司各个部门都看看，提出自己的意见。法务部门对这个策划有可能因为侵害专利权被其他公司起诉；销售部门对于是否真的能够提升营业额，表示尚存疑问；财务部门写的是研发费用严重超标，风险提示；宣传部门认为新产品教育用户的成本很高。
每个部门看过之后，上百条负面意见就摆到了老板的桌上。老板是职业经理人，好不容易升上来，这时候他敢力排众议，推出新产品，需要多大的勇气？站在他的角度，什么都不做，反而是最安全的。
近藤大介说，大量的日本企业逃避责任，就是这个原因。
企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尽职尽责，却最后导致实际上没有人对企业的发展负责，请注意，这里不是说单个日本人没有责任心，实际上在细节上、执行力上面日本人非常尽责，然而因为过于害怕承担责任（比如修桥出事故自杀的日本工程师、防疫不力自杀的日本官员）担心出问题，所以也有些人抱着只要不出问题就万事大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这就是上面说的：通过前一种责任来回避后一种责任，最后反而造成了最主要的责任逃避。
夏普的衰落
夏普这家公司大家都很熟悉，当年起家靠的是一个不起眼的产品，就是裤腰带上的皮带头。20世纪初，日本人开始不穿传统和服，改穿西装，皮带的需求剧增。
1912年，19岁的早川德次还是一名实习的金属工匠，他靠这个挖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创立了夏普。之后的夏普公司很辉煌，第一支自动铅笔，第一台收音机、电视机、笔记本电脑，都是出自夏普公司。
夏普公司的创新能力了不得，特别是液晶显示技术，不仅是首创者，也是一直领先世界，最辉煌的一年销售额达到2400亿人民币。但是，在2012年，夏普发展的趋势突然间掉头向下，出现巨额亏损。在东京的总部大楼，也于这一年被卖掉。
这背后的原因，近藤大介就认为是逃避责任引起的。
夏普公司早期的辉煌，与创始人早川德次有很大的关系。1980早川德次逝世，他在遗嘱中写道：希望夏普能不断开发出让竞争者争相模仿的产品。我们做什么，对手就跟着做什么，这样企业才有竞争力。
但是早川德次一死，夏普的策略就变了，继任的管理层提出一个目标：以第一无二为目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能冒风险去做别人能够轻易模仿的事，要专攻那些高尖端技术，确保别人追不上。
不然，开发新技术失败了谁负责？不断推出新产品搞砸了谁承担？就沿着现在的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一直下去就好了，没有太大风险。
这么一来风险其实更大，追赶者也没闲着，一旦市场风向突变，根本就没有重来的机会。而且，在一条技术路线上深钻，到最后很多创新，可能根本就不符合市场需求，但是时间和人力成本已经付出了。
夏普公司就是这样，在继任者精益求精，追求尽心尽责时慢慢衰落。不仅夏普，日本的东芝、松下、索尼都有这样的困境。在快速变化的今天，日本人这种逃避责任的文化，就会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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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30日，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就在夏普公司里面大吼：“你们日本人一件事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决定，到底有没有责任心？
原来，当郭台铭得知夏普遇到困境，就抛出了一个收购方案。没想到日本人对于这件事进行反复开会和讨论，不管富士康怎么催，回答都是尚在研究。这个收购，一直到2016年才启动，整整4年的时间在做研究，想想这效率。
事情谁批准？
近藤大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谈判的时候，总会显得特别拧巴。比如下面这段对话：
日方董事长：向您通报一下，与贵公司的合作项目已经得到了我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就是董事长您批准了，对吗？ 日方董事长：项目是由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中方董事长：您就是公司董事会的最高负责人，项目还是要得到您的批准。 日方董事长：应该是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难道，董事长您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吗？ 日方董事长：我只能说，是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这个项目。
中方的人难免就在心里嘀咕，这到底啥意思？日本人想的是，我们董事会都批准了，你们还这么追问，是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一个已经批准了的项目，就这样陷入僵局。
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话？这就要追溯到日本文化的底层了。日本的底层文化是，我是集体的一员，不能出风头，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我的意见要委婉表达。这一点在日本语的表达上，体现也是非常明显。
中国人说话，人称代词通常会出现在句子开始的地方，日语则很少用到人称代词作为主语。中国人说“我把饭做好了”，日本人则说“饭做好了”。
还有前面的批准，中国人说“董事长批准了这个项目”，日本人的表达通常是“某项目董事会批准了”。到底谁批准呢？没有人，大家都不想对这个事负责，要躲在一个集体后面才安全。
做事不负责
日本的历史跟中国也不一样，日本的天皇家族，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家族基因流传。作为中国人就很难理解，日本为什么不换皇帝呢？
其实，天皇自己执政的时间非常短，后来很快切换到幕府时代，幕府将军掌权，天皇是摆设。在中国历史，这种臣下架空皇帝的情况，不用多久就会被篡权，皇帝就要下台。但是日本历史就偏偏没有，670年时间一直保持这个结构。
近藤大介认为，这种结构让天皇和幕府都可以逃避责任。将军以自己是代天皇执政为由，出了事天皇背锅；但是天皇认为自己任命了大将军，没权力在手上自己有什么责任。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方的默契。
最著名的就是二战，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按照当时日本的宪法，天皇是日本最高决策者，日本犯下这么多血债，天皇必须负责。但是昭和天皇不肯接受这个说法，他的理由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共14年，天皇参加的会议才15次，并且基本不吱声，只是象征性的询问几个问题，然后同意实施。
在天皇看来，自己只是礼仪性出席会议，决定是军部做的。军部则认为，所有的政策都得到天皇的肯定。于是，双方又陷入逃避责任的组织结构中。
近藤大介认为，这就是日本民族性格的底色。每个人都躲在掩护后面，想逃避责任。但是反过来看，责任不仅逃不掉，反而成了日本社会衰退的源头。
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数字化时代，不确定性和出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逃避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唯有快速应对才是正解。
关联阅读：
以上です。
参考书籍：《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 近藤大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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