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谴责“炒房者”没有意义
“深圳万人抢房”再度刷屏。
其实不是“抢房”，而是“抢差价”，即新楼盘“开盘价”与“市场价”的差距。万人排队，并不是真心看好深圳楼市，而是为了“赚一票就走”的投机行为——中一签赚 500 万。
据媒体报道：
华润城润玺 1 期选房场外，随处是微信远程遥控内场选房者的真正买家，聊天内容千篇一律：“现在还剩什么户型什么楼层？”、“发个销控表来看看”、“轮到哪一号了？”这就是所谓的“借票代持”。深圳一个首套房名额的代持费在 10 万元左右。华润城润玺一期代持费在 15 万至 50 万元不等。业内人士介绍，该项目代持比例超过 80%，1 个炒房者都会找 3 个以上的房票去打新。
谴责“炒房者”是没有意义的。有明明白白的价格差，当然就会有人投机，这是市场经济条件的动物本能。想当年，在 80 年代，多少人冒着“坐牢”的风险“低买高卖”？1979 年刑法第 117 条规定：“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982 年全国有 3 万人因投机倒把获刑。温州柳市镇八个个体经营者因投机倒把被判刑或进“学习班”，是为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02
尊重市场经济的本质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投机倒把”这个词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说白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两句话：
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
价格引导资源配置
如果“限价”，就直接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出现扭曲也就不可避免了。
1997 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投机倒把罪除名。
“投机”虽然正名了，但“限价”未能退出历史舞台。最突出的限价有两个：
对新股发行市盈率的“限制”或“指导”。
地方政府对楼盘开盘价的“限制”。
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职业“打新”。随着股市注册制改革的推进和市盈率的逐步市场化，“打新”开始从股市向楼市迁移。
03
地方政府为何“假打”？
就新楼盘限价而言，其扭曲再明显不过了：一个新楼盘，周边可比楼盘价二手价 8 万，政府非要限制新楼盘开盘不得超过 6 万，于是就会出现 2 万的价差。在市场经济规律驱使下，“万人排队”就成为必然。
既然如此显而易见地违背规律，地方政府为何还要这么做？
答案：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政策行为。
为何要“掩耳盗铃”？
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响应中央房价调控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调控房价”既缺乏动力又缺乏能力。于是乎，“限价”成为最优方案——“限价”既表明政府在“作为”，又不会真正解决问题。这是被中央点名的“假作为”经典案例。四川人称之为“假打”。
简而言之，“限房价”是地方政府与中央“博弈”的一种手段而已。
04
理智大于情感
房地产是个大问题，甚至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共识”，无须浪费太多口水加以论证。
有两点足以证明中央调控房价的决心：
11 月 19 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
针对深圳万人抢房，新华社发表“抑制楼市“打新热”需要“硬核”举措”的文章。
笔者认为，要根治房价问题，必须“理智”大于“情感”：
要尊重经济规律。你不敬畏市场，市场就会惩罚你——这是计划经济几十年最重要的教训。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原因。
要认识到地方政府、开发商、金融机构、投资者各有各的利益诉求，正视各方利益诉求，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房价空调”的根源在哪里？
1. 货币超发：弗里德曼指出，“一切价格都是货币现象”。中央 2017 年提出“货币政策中性化”之后，M2 增速与 GDP 增速的“剪刀差”迅速缩小。但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两者差距再度迅速拉大。“货币政策中性化”考验意志和定力。
2. 解决了货币超发后，下一个难题就是“资产荒”——摁不住的房价和飞天茅台都是资产荒的体现。在实体经济回报率下滑、企业违约率上升的情况下，房地产的相对“稳健收益”依然具有比较优势。要化解“资产荒”，必须通过改革释放“改革红利”，通过减税为实体经济“降负”。
3. 更大的难题是破解“土地财政”。毋庸讳言，地方政府是房地产最大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毕竟土地出让金和税收约占房价的 6 成左右！要破解“土地财政”，需要做到四点：①通过“财政预算民主化”管住地方政府“花钱冲动”；②大幅度压缩政府机构和人员，降低制度成本；③通过遗产税、房产税等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的收入渠道；④推动地方政府债务阳光化，堵后门开前门。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