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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2日,江西九江,都昌县万里中学操场,学生们参加当地举行的书法大赛活动,同场挥毫泼墨。(图 / 视觉中国)

这是一个语言趋于贫瘠、粗鄙、暴力的时代。

这是一个工具主义兴盛、人文主义没落的时代。

问题的根源之一是,人们正在慢慢丧失语文背后所附着的那层人文精神底色。

“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陈平原)

从小学到高中,一个人要上1.3万节语文课。我们通过上语文课学文字、文学和文化,培养基本的人文素养——阅读理解能力、沟通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思辨与批判能力、审美与创造能力……

2018年起,一场教育改革让语文压倒数学和英语成为“拉分之王”,“得语文者得天下”成为金句。语文教育由“知识核心时代”转变为“核心素养时代”。

其实,人人都要重修语文。

图/钟智

在这场“大语文热”中,学者余世存、作家胡赳赳推出“百年语文第一书”《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精讲复刻版》,希望让人能“从汉字入手,学以成人”,在汉语的精神家园中安顿自我。

人大附中语文教师佟世祥希望学生“在浮躁的时代找到一块精神的栖息地”,用语文帮助孩子获得更大的“人生仰角”。

新锐语文教师郭初阳用有趣的语文教学方式,培养孩子的现代公民基本素养:学会倾听、学会表达、学会阅读、学会书写。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高考语文阅卷作文总复查组原副组长喻旭初认为,高考作文中少有好文章,真正要培养的好习惯应该是“我手写我心”:说真话、抒真情、做真人。

作家张大春希望通过写文章,“帮助我这一代人,捡回被集体糟蹋掉的训练及教养”。

“我们语文教育的目的,还有整个教育的目的,包括现代化的目的也一样,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钱理群)

这也是我们倡导“重修语文”的题中之义。

最熟悉的语文课,最该重修

让我们先做个简单的测试题,测测你的语文水平:“名媛”的“媛”应该怎么读?

答案是yuàn,而不是yuán。

没关系,你不是唯一读错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微博上写道:“了解了一下上海名媛事件,作为一个中文系教师,最大的收获是才知道媛是读第四声而不是第二声,之前都读错了。惭愧!”

几年前,知乎网上就有人在讨论:中国人的语文能力在退步吗?题主列出了当前语文应用的一些硬伤:“的得地”不分、乱用标点符号、滥用“×性”“×化”等表述、滥用网络用语和粗言秽语、语法错误,等等。

一方面,从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来看,绝大多数国民具备基础的语文能力。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人口识字率为96.4%;截至2018年,初中阶段、高中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为100.9%、88.8%、48.1%。

另一方面,国民语文应用能力确实堪忧,不乏大学毕业生写不好一封求职信的例子;而对文字驾驭能力有更高要求的传媒、出版界,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表现参差。

另外,用语本应严谨、规范的政府公文,也出现了像“武则天她妈在钦州”这样的表述——一份题为《灵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武则天她妈在钦州〉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组的通知》的红头文件,让广西灵山以一种尴尬的方式进入网友视野。

用语媚俗、粗鄙(还记得疫情期间出现的“今年上门,明年上坟”标语吗),逻辑混乱、为杠而杠,表达枯燥无味……一句话,就是不讲究。碰到这种辣眼睛的语文乱象,人们往往会说: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打回去,重修吧。

学了那么多年,却始终学不好语文

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要重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语文课?

诗人邹静之曾写有《女儿的作业》一文,当时他女儿天天熬夜做作业。他自责“不是个好父亲”,理由是:“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

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中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瓮’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画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

他和其他家长一样,要给孩子检查作业。有一次,经他检查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他也开始对自己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还有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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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1日,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市民和游客前来阅读、选购书籍,或者直接来拍照打 卡。(图 / 视觉中国)

他反复跟女儿说,她填的答案没有错,但女儿不信。“她将接受别人给她的标准,来谨慎地使用词汇,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地说话。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词——残酷。”邹静之写道。

还有作文。邹静之的女儿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的句子,然而,她收起原来活跃、灵动的心,渐渐把作文写成了“儿童八股”。小学生不读书,甚至大学生也不读书,他们不看巴尔扎克、金斯伯格,也不看白居易、冯梦龙,读中文系却从未读过四大名著的人比比皆是。

语文,这门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共计1.3万节课、占总学时21%以上的课程,地位如此重要,如今却沦为学生们最厌恶的课程。更可怕的是,学了那么多年语文,多数人的语文水平却不过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认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制度在理论上存在误区:“中小学语文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上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教育制度的问题,只不过在语文教育这个最具有人文性的学科上表现得最突出罢了。”他的这一看法,被收入1998年出版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一书。

早在彼时,许纪霖就曾表示担忧:“我们这个语文教育看起来是个教育问题,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全民族的思维、思考和表达方式。……等到21世纪中期,当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时,像他们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化结构,中国文化恐怕最后断送在他们手里。”

语文课的改革者们

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认为,少读书、不读书就是当下“语文病”的主要症状,同时又是语文教学效果始终低下的病根。

温儒敏说,传统的语文教育不是这样的,古人学语文从蒙学开始,从《千字文》《增广贤文》《大学》《中庸》《左传》等,一路读下来,从似懂不懂到慢慢读懂,文化的感觉有了,语言的感觉也有了,这是浸润式的学习。

现在的学生要学的东西比古人多,又要应付考试,这种浸润式学习显然太奢侈。但不论如何,温儒敏认为,语文教师还是要致力于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和习惯。唯有这样,“才能把语言文字运用的学习带起来,把素质教育、人文教育带起来”。

如果说温儒敏是从指导者的角度提出解题思路,那么,王丽(《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编著者)、严凌君(《青春读书课》丛书编著者)、郭初阳(《郭初阳的语文课》作者)等人则以各自的教育实践,推动语文课的改革。应试教育的大气候改变不了,那就改变自己的课堂、改变自己的学生,能改多少是多少。

著有《作文课》的尚爱兰也是实践者之一。尚爱兰以“蒋方舟母亲”的身份为人所知,但其实她还是一个执教三十多年的语文教师。退休后,她开了个作文班,学生就是亲戚朋友的几个孩子,“在小小范围里,营造了作文的伊甸园”。

2019年12月6日,西安凤城八路附近,写着励志话语的网红台阶。用文字装点建筑渐成潮流,但目前有些设计显然缺乏美感。(图 / 视觉中国)

尚爱兰的第一拨学生是三个7岁大的孩子。上课第一天,她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册专属的作文本,有将近一百页,比通常的小学生作文本厚得多。

作文本不是空白的,每隔几页,就有她做好的内容:第一篇是课后作文题《看猴山》,她已经手写了一篇,作为示范;第二篇,贴了一幅丰子恺画的漫画《蚂蚁搬家》,看图作文,她写了前一半,后一半空着;第三篇,贴的是选自《父与子》的漫画《越长越矮》,这次只写了个开头;第四篇是古诗改写,选的是《宿新市徐公店》,她剪贴了从100字到800字不等的5种范文——也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有余力,看图说话也不必只写一百来字,可以挑战更长的篇幅。

三个月的作文学习后,每个孩子都把自己的作文本填满了,单篇作文最长写到了600多字。由此,孩子们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本手写图文书。

尚爱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服务者”——辅助、帮助孩子们写出更好的东西,而不是作文的判官。比如最常见的作文题《我的妈妈》应该怎么写?

尚爱兰会这样建议:“应该避免把妈妈写成家政人员。”因为,妈妈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除了洗衣做饭、照顾家人,肯定有孩子不具备的能力、可以言传身教的事情,写出这一点,就可以把妈妈的形象从“家政人员”中拔出来,也区别于“妈妈付出,孩子报恩”的传统思路。

这样的作文课,你也想上,是不是?

为人生打下“精神的底子”

学者陈平原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他笑称,这句话都快变成补习学校的招生广告语了。

2014年12月,陈平原应邀在“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说,其中有这么一段:“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

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上述名言,就来自这段发言。

和陈平原曾是同门、同事的学者钱理群认为,语文教育应该给孩子以梦,为他们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

2017年4月3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鲁迅的读书生活”展览,展示鲁迅读书、著书、编书、译书的经历。鲁迅是语文课本中最常出现、最富争议的“时代符号”。(图 / 视觉中国)

“人在幼年时期,如果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尽管他长大后会看到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他可能会因此而分裂,而痛苦和怀疑,但绝对不会陷入虚无主义,因为他有一个‘精神的底子’。他会在痛苦的思考和怀疑之后,从原来那种幼稚的、不自觉的和谐,过渡到更高的自觉的和谐,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在钱理群的青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一篇童话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东西的信念,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深深影响我。”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底子”,对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好的语文教育,对塑造一个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通过语文课,我们不仅学习文字、学习文学、学习文化,同时培养各种基本技能——阅读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论证、清晰而有说服力的交流、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等,为日后的人生打下基础。

我们都应该重新上一堂语文课——不论年龄高低、不论境遇如何,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开始。

本文选自:《新周刊》第576期“重修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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