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深入开展。成千上万的城镇知识青年响应政府号召，满怀着憧憬和梦想，充满着希望和激情，告别父母，远离家乡，奔赴农村“广阔天地”，试图在那里实现自己“大有作为”的人生目标。
那年春天，我们所在公社就地插队的居民青年同来自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投亲靠友和从县城集体下乡支农的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先后被分别安置落户到各个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驻队的公社干部还给每位知识青年戴上大红花、敬送《毛主席语录》红本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大队书记对我们一番勉励的话，直到今天还令我们记忆犹新。从此，在人生道路中开始面临新的考验，我们成了新一代有知识的农民。
参加农村的劳动锻炼，是每位下乡知青的重要一课。挥洒着汗珠和泪水，见证了农耕劳作时的苦涩和艰辛。刚下乡不久，生产队给我们评定为八分工，劳动报酬是正劳力的八折，这已是很大的照顾。
当时正逢春粮收割的大忙季节，队长安排我们同刚开始参加农田劳动、仅拿两三分工分一天的少年儿童去收拾遗掉在地上的麦穗。二十来岁的毛后生，竟同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们一起干些田头的零碎农活，使我感到十分自卑和惭愧。
劳动的田头离生产队仓库晒场只有两三里路，收工时男劳力挑着一两百斤重的麦秆，轻轻松松矫健如飞。由于平时缺少劳动锻炼，我们挑着的担子重量虽要少一半，但行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摇摇晃晃地怎么也找不到平衡点，一路放放停停，难释重负，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晚上躺在床上整个身体像散了架，经过一夜的休息，第二天才恢复过来。
五月的太阳像团烈火，一连几天的劳动全身被晒得黝黑，整个脸孔被炙烤得火辣辣的，犹似被烧灼般地疼痛。那天早上，我还以为脸上是留着的污垢，用毛巾使劲地擦洗，不料竟揩破了皮肤，又痒又疼，禁不住内心一阵心酸。
在那个年代，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社员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进行集体劳动。出工干活一直头，不管你多劳能做还是找闲偷懒，只要跟着大伙一起出勤，一天的工分就不会少，工账就可落簿，是集体生产的“大锅饭”使我们混了过去。
农民的一年收入靠的是单一的农作物收成，如果当年丰产丰收，社员除去实物分配和一些生活现金预支，到了年底结算还是有点分红，否则就会成欠生产队的“倒挂户”。好多知识青年也一样，全年挣的工分比别人少，仅靠生产队里微薄的收入还是养不了自己，平时的吃用还得依靠家庭父母。
农村需要知识和文化，知青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积极配合大队党团组织，带动青年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
大队开办政治夜校，每周定期辅导青年学习政治时事，学习科学文化；参加基干民兵出操训练，值夜巡逻；举行篮球比赛，活跃体育运动；还组织文艺宣传队，学唱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自编自演节目参加公社、区举办的文艺会演等；同时还利用广播、黑板报、墙报专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错误思想。
那一年的九月初，知青们结合农时，以大队报道组的名义，采写了“加强棉花后期管理，做好防病治虫，确保棉花丰收”的报道，被刊登在《浙江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上，使我们大队出尽风头，更使全队干部社员对我们知识青年刮目相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和称赞。
在农村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年，根据知识青年的优势和特长，大队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岗位。知青中有的到小学做民办教师，有的在合作医疗站当赤脚医生，有的进了社队办厂务工，也有的自谋学手艺，副业收入部分定额交队记工，这样就不需再参加农田的集体劳动了。
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离“土”不离“农”，每月仅领取点补贴，同社员一样享受生产队同等劳动力的对照工分，参加年终分配。在这段日子里，每位知青都有着不同的经历与共同的追求。同时让我们认识了社会，熟悉了农村，感受了责任，学会了感恩，增长了智慧和才干。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广大知识青年迎来了明媚的春天。随着形势发展和国家政策调整，在此后的几年里，绝大多数的下乡知青陆续返城招工，开始了人生旅途上又一个新的征程。
那段特殊时光、特殊经历的知青岁月，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农村改变了我们的无知与懵懂，让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走向坚强。艰苦的环境才能磨练人的意志，培养出优秀的品格，使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程都会踏实稳重，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岁月静好，青春无悔。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回想起当年一桩桩、一幕幕的往事，好似跃现在眼前，心中留下的便是那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
文字：陈百申
配图来源网络
编辑：猫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