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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进入一个真正的市场。你不喜欢,我不强迫你。我这样的画有人喜欢,他那样的画也有别人喜欢。假如你的价格正常,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不要跟齐白石、黄宾虹这些已经做鬼的老先生比价。

其实作为画家来说,我根本不需要广大群众都喜欢我的画,如果都喜欢的话,我也画不了,我哪有那么多画?我只需要少数有实力而且看得懂我的画的人,大家能好好合作就够了。

朋友邀我到山东去应酬,完了,饶一些“铰子汤”(朋友一般买完两幅画,还想另外要张字,我也觉得合情合理,比如人家吃完你的饺子,再饶一勺汤吧)。

一个个体画家,其实是没有办法让群众都喜欢他的画的。我一年画一千平尺,这也是因为我需要钱来过相对宽裕的日子。假如我的画卖到三万一平尺、五万一平尺,我也不会画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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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炒作,赌得太盲目了,把在世的人的价格一下子弄得比已经做鬼的人的价格还要高,太急功近利。其实画家像是一只鸡。市场好好地养这只鸡,让它一天下一个鸡蛋,挺好的。但现在是,大家把这只鸡捉住宰掉,想象它肚子里面肯定有好多蛋,结果只拿出来一个还没有成形的蛋。

假如你跟我订了五十平尺的画,一般来说我不会给你画出最精的东西,也不会给你画出太差的东西。我就用熟悉的方法把它完成而已,这是完成订件。有的东西是大起大落,没有人订的时候,我在家里瞎弄,反而画出来特别精彩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不会拿出来卖,我留作种子,作为以后再发展的参考。

从画廊经商的角度,一般认为比较细一点、画得密一点的东西,价值高一些;粗犷一些、疏落一些的东西,价格低一点。这样的量化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比较不可靠的。

我觉得遍地开花的小画廊心要沉下来,不要指望发大财,发大财想干嘛去?你想弄二十亿到手里?送死的交易啊!在西门庆花天酒地之后,有一个品人的评语说了:“何福消受?”你有多大本事能消受这个东西?果然过不了两天就家破人亡,如此而已。

小画廊应该花不是很多的钱,买到真正值得你欣赏的东西。放在家里,也是保值的,你如果不喜欢或者家里人急用,也可以让掉。不要指望这个东西发大财,假如想发大财,那就要防备倒大霉,只能这样。

中国画坛缺少真正能够让消费者受益的东西。比如一幅画,你三千买来,不想要了,过两天碰到喜欢它的人,三千五能让得掉。他买回家,挂在家里自己享受。

最高级别的画廊,跟人民群众没有关系。他们不关心这张画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只是在谈这张画卖到三千万美元,那张画卖到七千万美元,都是在谈钱的事儿。确实钱跟广大的受众最有关系。至于这张画好坏与否,这是地震的震中,这点东西的波动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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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永远是少数人玩的游戏,少数人在画,少数人在买,大多数人读印刷品而已。毕加索的画有多少人拥有?没有太多。但毕加索其实算画得非常多的,几屋子的画,画完就把屋子封掉。那么这些画都在哪呢?大多在博物馆。

我觉得扬州八怪可能做得更好一些。他们有自己轻视物质生活的一面,标榜自己,看不起浅薄、奢侈、物质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又刻意地跟社会对立,他们有自己的渠道去表达。所以,他们才会有“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种诗句。我与其去贪污,还不如画张画,用一用干净的钱。他们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有意思。

扬州八怪把原来更贵族、更庙堂的文化,推向了通俗,使其跟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贴近,也参与到世俗的商品生活里来了。因为他和老百姓的生活贴近了,老百姓才愿意去买,愿意挂在家里,愿意鼓吹他们,他们才被市井生活容纳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使文化和生活融合的例子。

假如说八怪是融合文化和世俗生活的话,到了吴昌硕和任伯年,就是用文化去讨好世俗,去可怜地换取一些地位了。

演戏是在玩命,演得非常投入,觉得每天晚上像是死了一回。画画也是同样的道理,你的爸妈生病要医药费,儿子读书要学费,一家老小的生死荣辱全在于你那张画能卖多少钱,那你一定会非常小心,在里面玩命,这个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说当今中国,整个生活给我的感觉就是“肥硕”。

阿城说西方的中产阶级是被教育过的,他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艺术消费阶层。而中国这种有教养的、已经被教育过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所以他现在不太指望能出现正常的、比较理想的艺术消费阶层。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念中有这样的说法,叫做“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我个人觉得中国以前的艺术品价格实在是太低。我到东京去的时候,他们画的东西惨不忍睹,但卖得太高。所谓四大名山,不好意思,实在不怎么样。日本也有好画,像富冈铁斋、良宽等,但市场不认同,画廊不玩这些东西。玩的东西俗不可耐、乱七八糟,无聊之极。我说你们没有眼睛吗?这些画你们看不出好坏吗?其实他们太知道了。

有品位的画家肯定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上面,而是主要放在自己的游戏上,希望自己的文化含量更大、更深刻;至于钱的事,他自己够吃够喝,应该满足了。你又不是商人,不需要拿钱来衡量自己的成就。

在中国,是个画画的就能卖出天价来,是不是疯掉了?这在巴黎、东京都不会出现,唯独在中国出现了。在杭州、北京、南京、济南,哪儿都是这样。只要是个画画的,又买房子又买地,过的小日子飞起来了。这正常吗?我觉得很奇怪。这样的时候很快就过去,过去之后,究竟绘画市场会怎么样?我们今天得不出结论。

其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这几年世运好一点,艺术家就多一点;那几年世运不好,艺术家就少一点,甚至一个都没有。艺术家在社会里就像馒头里的发酵粉,一团面和多了,没办法吃。

所以首先自己的态度要端正,不要企图在这件事上做出什么大的结果,图个什么社会地位。你这么说,这么做,一个人不清楚,你给千万人看,他们怎么会不清楚呢?佛家里有句话:“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其实你还不如自己做事更真诚一些,到时会有人信,也才会有相对理想的回报。

艺术价值就是很美的生命态度,通过作品被解读出来,这种生命的态度比物质需求显得更真诚,艺术家更是通过在这中间的工作拿到一定的报酬,来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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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画家有地位,价格就高一些;有的画家能折腾,就卖得贵一些,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真正的艺术品是无价的。佛家有句话叫“万事到头总是空”,有什么讲头呢?

艺术是无价的,假如你是画商,也不是只为了满足自已的兴趣爱好,光靠卖画的画廊是生存不下去的,国内外都一样。你是个文化人,就得负起责任,经得起谈论。你想做一个经纪人,就得考虑经济效益,这才是正确的。

历史上很多艺术家,我们认为他们生前很寂寞,其实不是,他周围都有些质量很高的小圈子,有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们互相滋养。

如果拿出来的作品大家马上都接受,这肯定只是最流行、最表面的一些东西。

像我画画,有不少人认为我超脱,不在乎画价。按我的资格,我的画远远不是现在这个价。我学生的画都卖两三万一幅,而我到现在也就是三五千。我宁愿画得任性一点,我不想为了价格失去任性,那样我会活不下去。

我以为,作为一个作家或是画家,永远不要考虑你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你只能像蛤蟆一样,好好活,抓到蚊子吃蚊子,抓不到蚊子抓苍蝇,反正要有自己的活法。不要考虑结果,由动物学家去归类,你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好这个工作就可以了。

老百姓能看懂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朴实。交流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个真正大彻大悟的人,讲的话、做的学问,不能让人家感动,那是自己的问题。硬拉人去欣赏艺术,也没这个必要。你去体会一个人,要从他身上来验证自己,生命是情感交流的涌动,是人性表现的状态。

越是画得不好的人,其实作怪的事越多,他就要去炒作什么的。他画得不好,又实在是想靠画画吃饭,想有当艺术家的这份荣耀,怎么办呢?只好花很多力气去做这些事。你画得很好,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这种人很少,有这个心态实际也不太容易画好。

这些人做这些事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谁不想自己的画卖得贵一点。一件事情有一得必有一失,我们不能光看到贼吃肉,贼挨打的时候其实也多了。画价弄那么高,肯定也带来很多负面的作用,这些负面作用我觉得他自己也知道。

物质利益也没有太多好指责的,谁都希望自己活得宽裕一些,财富积累得多一些,这也没什么不对。我们现在指的是那种急功近利,反而使自己不合算的行为,就是眼光很短浅,这种人其实是容易被骗的。孔子的话叫“小人动之以利”。

画得好不好,卖得好不好,跟他社会上的地位有没有联系?就目前而言,我以为,三分之一在于他跟所谓媒体的关系好不好,而这种媒体是很可怕的。一场百米短跑,裁判又很不精确、很不科学、很不公正,那你拼命练,跟得快有什么用?艺术这种软科学就更需要相对公正的裁判,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期待整个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

总得来说,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也还算相对正常、相对理想,因为艺术里面出现比较好的、比较有价值的、比较深刻的东西,在每个朝代都不会特别多。

不是说艺术家一定要过怎么的生活,我现在只强调生命的态度、生活的态度。

对我个人来说,最好是能读懂我的作品,又能给我钱。钱哪个都要,哪个不要呢?自信的画家,可能会让别人懂画。也有些不自信的,故意装出深不可测的样子,好似没钱的老板装出有钱的模样,都是一个道理。

我想这一辈子究竟有多少小时是在为自己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