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经到了不惑之年，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不过是一代人的沧桑变化而已。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实施，有4座城市设立了经济特区，深圳的经济腾飞就此开始。
40年过去了，深圳，正如它的别称“鹏城”一样，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扶摇直上，把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汕头、厦门远远的甩在身后，并从2017年开始，GDP就赶超广州，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三大经济城市。
深圳
深圳的发展，除了归功于改革开放的规划举措，还和一类人的辛苦劳作有很大的关系，这类人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人物”——农民工。
40年来，工厂的流水线、工地的建筑工、餐馆里的服务员，那些见证这座小渔村成长为一线城市的农民工们，却从小毛头熬到知天命。
40年前，这座城市需要他们的劳动力，40年后，底薪、低学历、低体力的农民工，早已跟不上城市劳动力的需求，深圳是留不下了，那么他们能去哪？除了病老，又能带走什么呢？
农民工
怀揣“通行证”，穿越”边防线“，来深圳其实并不容易
在很多经典港片中有句经常出现的台词“想当年，我游泳去香港”，在某种程度上，去深圳做农民工也要穿越特区边防线，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游泳”。
在1954年的我国宪法中明确表示，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可就算如此，农民流向城市仍被冠上“盲目”二字，“盲流”这个具有歧视性的概念由此产生，在处理和对待上也采取了克服为原则。
而1975年取消“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举措，更为将来某一时间段内的特区务工大潮带来了管理上的难度。
农民工涌入深圳
1980年8月，深圳正式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当时的经济特区，仅仅占深圳的一部分而已。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地农民工，特区内的人口管理成为重点工作，为此，在深圳的特区和非特区之间，有一道长长的铁丝网被建立起来，这道铁丝网就是管理线。
1985年，这道特区管理线正式验收交付使用，那些长途跋涉赶往特区的农民工需要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区通行证”和“居民身份证”，才能通过这个有7支部队日夜戍守的关哨，这关哨也被当地人称为“二线关”。
看似薄弱的铁丝网，想要通过其实很难，通行证需要持有人所在的单位、派出所层层审核盖章，就连审核人的过往历史都要一并查过才行，铁丝网隔住的不仅仅是一个“验明正身”，更是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隔开了。
“二线关”
人到中年，失业危机和经济失衡的两面夹击
和现在的一线城市“抢人大战”不同，90年代外地口音的农民工并不受待见，就连买东西也比当地人贵一点，能做的工作也大多是流水线和工地的工人，要不然就是餐厅服务，还有不少成为垃圾王和特殊行业。人多岗位少，有些时候，需要给工头一点好处费，才能有工作糊口。
就算是找到工作，生活的艰难也不会得到任何的缓解，在7平方的空间里，上下床位住7、8个人，这都是最常见的居住环境；拖欠工资、出工不给钱、岗位被关系户顶替，也都时常发生。
但尽管如此，一个月800元左右的深圳，相比一个月连100元都挣不到的家乡，有再多的苦也是可以咽下的。
1991年，将收容对象定为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的法规出台，大街上、工厂宿舍、居民房等地点，隔三岔五就会出现执法人员突击检查暂住证，那些三证不全或缺失的人，轻则遣返，重的还有被收容再“教育”的可能。
这个至关重要的暂住证办理起来也是相当的昂贵，有一位90年代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工这样回忆过，暂住证除了有工作外，还要托关系才能办理，证件办理费用也不是明码标价，有的要将近600块，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
这笔费用对于那些在单位工作不满一年的人来说，是需要自己掏钱的，这还是相对正规的单位，在小作坊里工作的人，每次查三证的时候，不是躲就是藏，一旦被抓，不是花钱赎人就是遣返劳作。
遣返“三无人员”
2015年，是深圳建立特区经济的35周年，也就在这一年，当年的边防“二线关”退出历史舞台，森严的巡逻线也被改为市民的散步健身步道，可当时几经周折穿过二线关讨生活的农民工们，转眼间也来到了中年，他们经历了很多人未能体会的漂泊和苦难，可这一切，并不能让他们免于中年危机的痛苦。
农民工面对的中年危机大多是经济问题，五十岁左右的他们，大部分从事的都是流水线操作工、建筑工、清洁工等，早就因为常年的体力消耗，失去了体力劳动的优势，又因为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无法从事脑力劳动。
而人到中年，需要用钱去解决的经济问题越来越多，挣钱的能力却越来越低。
相比很多城镇人口，农民工的家庭重担是更多更重的。
年轻时，为了家里盖房子、耕地买粮、糊口养家，他们是最主要的经济支柱；
年长了，孩子结婚买房、婚礼花销，桩桩件件每一样要花的钱，也都是他们承担。
而已经五十多岁的他们，不要说工厂工人，就连做个看门的保安，也会因年纪大被嫌弃被拒绝。
流水线上的女工
挣扎半生，得不到也留不下，繁华的意义何在？
曾经一份有关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指出，截止到2015年的数据，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和比重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升高，这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高龄、底薪甚至失业的人群出现。
这批人，是改革开放的最早耕耘者，在当时工厂、工地、流水线、街边等都是他们的身影，因为工作环境的恶劣、防护措施的缺乏、薪资水平低下、保障不到位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这批人，健康方面已经出现严重的后遗症，无法像年轻时一样，从事如此辛苦的劳作；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被忽略的族群，当时工厂招工不规范，很多根本就不会签订合同；
有的人因为意识跟不上，舍不得缴纳社会保险，导致现在根本领不到养老保险金。
回想90年代伊始，这一批从家乡出发的年轻人，来到深圳是为了什么呢？
无非就是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可以分担贫苦老家的重担。他们是棉纱厂里的小莲，三天三夜连轴转，盯着机器赶出货；他们是工地里的阿强，看着瘦弱，可每天几十趟穿梭在太阳底下，他体力却总是惊人的好。
40年过去了，棉纱厂里的阿莲早就患上了肺病，干不得车间的流水线了，新时代的工厂，也容不下动不动就要去看病的“莲姨”；
钢筋水泥铸就的高楼大厦早就不见了“强哥”的身影，现代化的建筑技术，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依赖纯体力，变成强叔的人们，就连去做看更保安，都要收拾得年轻一点，否则是要被人嫌弃的。
既然留不下，那干脆回去，回到亲切但依旧贫瘠的老家，可是要面对的问题却并未因此减少。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有的因为常年外地务工早已荒废，有的干脆已经卖给别人了；老人虽然回来了，可孩子们却依旧留在城市，为自己心中的梦想打拼，年轻时漂泊，老来又成了留守，求一份安定的生活状态依旧很难。
年轻时挣得钱，早就花在了老家和养育孩子上，其实留给自己老年可用的额度并不多，可病痛却在这个时候爆发，此类病痛大都有着长期隐患、难治愈、花费高的特征。
老家的医疗技术自然是比不上深圳的，可就算这样，手上并不宽裕的存款也承担不起，和城镇健全的社会保障不同，很多农民工过着“退而未休”的生活，“我年纪大了，也希望可以有退休金过日子”。
可那些90年代的农民工们，却因为参保不满15年，无法领取退休金，可以领退休金的仍在少数，很多人依旧在挣扎过活。
返乡的农民工
那条象征着特区经济开放的“二线关”已经在地图上消失，可90年代那些无数穿越“二线关”来到深圳打工的人们却依旧存在，无论是出于懵懂还是无奈，他们对于特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无可比拟，甚至可以说，他们作为第一代“吃螃蟹”的人，能够获得和带走的，和他们遭受和付出的，并不能成正比。
繁华和病痛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作为这座城市的建设者们，他们带走的不应该只有病痛，也应享受这枚“硬币”所带来的最直接的价值体现，那就是繁华，更是一场老有所依的人生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