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施一公曾说道:“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会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

但面对这项数据,施一公脸上却没有一丝骄傲,反倒是一脸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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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评论因此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我很担心。”

5分钟左右的发言,施一公说了3次“很担心”,让他感到担心的,是目前科研的现状和科研评价的问题。

在中国,想“做”核心的科技评价指标,是件很容易的事

在此次会议上,施一公在参与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过去5年里,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加了两倍,技术交易额翻了一番。

“如果较真一点,假设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从100增加到300,技术交易额从100变成了200,那么单个专利交易额其实是不增反降了,是5年前的66%。”施一公算了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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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据折射出来的,是科技评价体系的问题。施一公称, 在各个单位,不论是晋升还是考量绩效,都会把专利、发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数和文章所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作为标准,而且这一风气愈演愈烈。

“但这几个核心的科技评价指标——文章数量、论文引用率、杂志的影响因子——都可以人为地提高。我想大家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

他表示,“各个学校、单位都办了杂志,想要提高影响因子,互相引用就可以,引用多了,影响因子自然也就高了。”

中国这样的国家,想要把这3个指标做上去,我认为是易如反掌。”在施一公看来,论文不足以说明科技实力,美国没有这样的评价方式,科技实力却依然领先。

因此,论文和科技实力是两回事,大家千万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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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现状:表面上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

除了论文以外,目前中国的科研现状,也让人担忧。

前段时间,某国立研究所所长也在自述中表示,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 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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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科研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在成为大牌科学家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他们是最早“觉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现在可能已经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了。这些大牌科学家也许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开说,就真的是动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种话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所以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但说实话,当人超过了五十岁,已经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了。

所以还是知无畏、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最容易出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还必须像他(她)的老师一样这么走,因为假如你过早地去钻研真问题的话,你就会被淘汰

所以你要想早点功成名就,也得去复制你老师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上再去悟道。

所以这个事情谁也不好捅破。并且这些人现在已经占据着这样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来,心里偶尔会惊悚一下,但是他是绝不会认账的。

因此,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对于基础研究的那些引导、激励措施,其实是在加速让科学下坠——这真的是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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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期,“外国的月亮比中国亮”,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一直在国内盛行。特别是在科研领域,由于我国底子薄、基础弱、发展起步晚,在工作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待遇等各个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这也导致大量人才外流。经过数十年的发力追赶,我国在综合国力急速增长的同时,也为科研人才打造出一片热土。《日本经济新闻》11月23日就发表文章表示,由于国内大环境不佳,越来越多的日本科研人才在高薪诱惑下开始“投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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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影响,日本近年来国内经济并不景气,就业压力也持续增长。特别是在科研领域,很多科研单位因为资金预算有限,不得不削减大量研发项目,甚至开始大面积裁员。数据显示,日本在2018年的科学技术预算仅为中国的七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科研岗位有限,日本的科研人才年老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以2016年为例,日本大学教员中40岁以下占比仅有23.4%,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在这样的形势下,很多年轻一代科研人员根本无法找到称心如意的科研岗位,甚至就连众多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资深学者,也面临失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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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灵长类脑基因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高畑早在2005年就获得了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从事一段研究工作之后,他曾于2013年返回日本,准备大展宏图。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无奈之下,高畑开始继续到海外谋求发展。2014年,他被浙江大学正式录用。谈及近6年来的工作、生活环境,高畑表示非常满意。在他看来,浙江大学的科研投入力度非常大, 还专门为他新设立了研究所和研究室,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作为辅助。此外,在中国研究出一项科研成果,取得的报酬福利也远远高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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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高畑,众多扎根中国的日本科研人员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科研投入上更是展现出了雄心和魄力。与日本国内的科研单位相比,中国科研单位在研发经费的批复上十分好爽,对于日本科研人员的照顾也非常周到。除了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场所、科研设备之外,很多科研单位还为老一辈日本专家配备了干劲十足的中国学生,再加上丰厚的年薪待遇,很多日本科研人员坦言这里就是最好的工作场所。按照日本外务省的数据统计,仅仅是2014-2017年,在中国停留一个月以上的日本科研人员数量每年递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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