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的“现代汉语”课程，我给汕头大学的学生们布置了一道作业，让他们就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发表看法。
让我惊讶的是，第一批00后大学生已经有很多人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其中包括不少潮汕籍学生。尽管学生们也认为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但“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方言常常被视作一个族群最重要的认同标志之一，潮汕族群也不例外。
“排外求生”的方言
其实，相对于广东其他地区而言，潮汕地区的方言保留得比较好，其中一个深层的社会原因是排外心理。
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叫“话呾平样，赚钱相共分都勿”，意思是“说的话不一样，赚了钱平分都不要”。这种排外心理导致潮汕人对“家己人”（自己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排斥说其他方言的人。
有一次我去商场购物，结账时收银员跟我说普通话，我则用潮汕话回她。她发现我是本地人，脸上浮现不好意思的神情——把本地人错当成外地人，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冒犯。这种排外心理也表现在生活中的其他地方，比如潮汕人对“本地种”的推崇与偏爱，认为本地的蔬菜、水果、鸡蛋等都比“外地种”地道、好吃。
和其他方言一样，潮汕话也受到普通话的强烈冲击。潮汕地区年轻人的潮汕话水平已经明显退化，活跃在老一辈人嘴上的谚语、歇后语、俗语趋于消亡，口语中的很多词汇、句子都直接套用普通话——比如不说“日头”说“太阳”，不说“月娘”说“月亮”，不说“泅”说“游”，甚至句末疑问词也使用了“吗”，等等，这些都不是地道的潮汕话。
年轻人方言表达能力的退化，长辈其实难辞其咎。中山大学教授施其生是汕头人，他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回乡到老同学家做客，本来老同学一家人都用潮汕话畅叙，可孙女一放学回家，全家人立马迁就孩子改说普通话。他们宁可用一口“潮普”和孩子交流，也不愿意和她说上一两句潮汕日常生活用语。
一些在外地长大的孩子已经完全不会说潮汕话，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目前，潮汕三市教育局开始推进潮汕方言文化进校园，一些学校也陆续开展了童谣吟诵、讲故事、绕口令、把课文改编成潮州歌册等活动，希望激发学生学习潮汕方言的热情。
一门“学到老都学不会”的方言
潮汕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被称为“潮汕话”或“潮州话”的方言。
近代以前，“潮州”还是一个地域概念，“潮州人”往往包括说客家话的人。现在当我们谈论“潮汕人”的时候，一般会跟“潮汕话”（语言学称“粤东闽语”）联系起来。在世界各地，潮汕话是维系海内外潮汕人情感的重要纽带，承载着潮汕的文化和历史。潮汕族群文化的赓续，和乡音母语世代传递有着重要的关系。
潮汕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福建的闽语。两宋之后，地少人多，闽语随福建移民播迁至粤东，在本土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清代早期，因海上贸易需要，一批批潮汕先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等地“过番”谋生，将潮汕方言带至异国他乡。
据记载，19世纪中叶，曼谷的华人有25万—40万人，而说潮汕话的人就占了2/3。如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仍有不少说着地道潮汕话的华侨。
港澳台地区有一些地方也流行潮汕方言。尽管时过境迁，有的地方已改说其他方言，却依然留下潮汕话的痕迹。比如台湾垦丁，当地有种著名的美食“绿豆馔”，实际上是一百多年前潮州府先民过去开荒时用绿豆所制作的甜品。后来，潮汕话在台湾消失了，但是台湾闽南话保留了这个潮汕方言词，它是潮人开垦台湾的重要见证。
潮汕话有多种口音。在潮汕民间流传一种说法：喝哪条江的水，就讲哪种话。山川河流是天然的地理分界，在旧时，一条条蜿蜒于潮汕平原的江流阻隔了人流往来，往往成为不同方言口音的分界线。民间有人以河流名称为潮汕地区的方言口音分类，命名为“韩江腔”“练江腔”“榕江腔”等，这是源于生活经验为方言分类的一种朴素认识。
有人认为“正宗”的潮汕话是潮州、澄海、汕头市区一带的话，远离这些地区的话则“粗犷豪放”；也有人认为揭阳话是所有潮汕方言里保存得比较全面、完整的；还有人认为潮阳话是潮汕方言中“最正宗、最标准”的，保留了最多的古汉语成分……这些都是受到地域观念限制产生的错误认识，并没有科学根据。
在语言心理上，人们往往会认为潮州的“府城话”是一种“最标准”的潮汕话（和广州话作为“标准”粤语一样）。基于潮州府城千百年来作为潮州首府的地位，且地方戏曲潮剧主要以潮州口音演唱，这种口音长期大范围流行，导致人们常常以“府城音”作为准绳来衡量自身的方言，认为其他地方的口音“不准”。
在广东省三大方言（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中，潮汕方言是最难听懂也最难学习的。潮汕话一共有8个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保留了中古汉语“四声八调”的声调格局。
这种声调格局加上复杂的韵母系统和连读变调规律，常常使学习者望而生畏。客家人把潮汕话称为“学老话”（实际应该是“福佬话”），笑称这是“学到老都学不会”的方言。
语言中的光荣与遗憾
19世纪中后期，一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潮州府的开埠港口汕头传教。为便于与当地民众沟通，他们都学会了一口地道的潮汕话。其中有一位被当地人称为“斐姑娘”（Adele Marion Fielde, 1839—1916）的北美浸信会传教士，她于1873年来到汕头，待了整整12年。
她在美国出版的书中记录了一些学习潮汕话的趣事，比如有一次她让仆人去买些杨梅，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仆人买回来的是一根羊尾巴！斐姑娘因此感慨，潮汕话的声调、发音太“南”了：“梅”“尾”在潮汕话中都读bue，声调的不同，导致词语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位斐姑娘终身未婚，却对潮汕方言情有独钟。1879年，她只身前往上海，每天坐在打字机前，花4年时间编纂了一部体量庞大的《汕头方言词典》。由于用眼过度，她还患上了化脓性的眼病。斐姑娘一心想编纂一部全面、详备的潮汕方言词典，以方便外国人学习潮汕话、潮汕文化。
这部词典使用罗马拼音注音，用英语解释，收录的词语、句子将近5万条，是迄今为止收录词句最多的潮汕方言词典。
词典里记录了十分地道的潮汕话，还有很多今天的年轻人都不知道的俗语、谚语。例如“做贼死，第一生理”“行船走马三分命”“马翻肚，爱落雨”“有人掠鹌鹑发家，有人掠鹌鹑破家”等。斐姑娘说，大众不识字，但他们懂得大量谚语，这些谚语影响着他们的性格、行为、习惯和思想。
1883年由美国教会出版的《汕头方言词典 —— 注音、释义，按音节和声调排列》（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这本潮汕方言工具书比潮汕人自己编的第一本字典 —— 张世珍的《潮声十五音》整整早了30年。
今天，当我们谈论潮汕方言的时候，斐姑娘及其《汕头方言词典》无疑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这部著作是潮汕方言文化的一座里程碑，它刻录了晚清潮汕社会的历史文化，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学术作品。
除了《汕头方言词典》，潮汕方言还拥有丰富的文献记录。从明代至今，当地或海外文人学者编纂了大量潮汕方言文献，例如明代潮州戏文《荔枝记》《苏六娘》《金花女》、潮州歌册、“十五音”韵书，以及潮汕话字典、词典，等等。
明代戏文以潮州方言演唱、敷演潮汕故事，描摹了早期潮州社会生活的风貌；潮州歌册则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长篇叙事韵文，歌文有曲有白，记录了大量明清时期的潮州方言俗字、词汇；“十五音”韵书使用便利，可以“击木知音”，为旧时潮汕人学习汉字最重要的工具书。
20世纪初，日本人也曾在台湾出版用日语学习潮汕话的小册子——《实用日汕语捷径》和《日汕会话》。日本人编写这些读物的目的昭然若揭：册子中写着诸如“为着东亚个和平，咱大家（拢总）着和好”“若是探侦，就要铳杀”“若爱抵抗阮个人，就爱全灭”的话，显然是日军侵华的罪证。
如今这些文献大多淡出日常生活的视野。回到图书馆阅读这些文献时，常常有“穿越时空”、回到千百年前和当时的潮汕先民对话的错乱感——那些早已消逝的乡音穿透纸背而来，在你的耳边娓娓讲述祖先光荣与屈辱的历史。
潮汕地区除了闽语，还有分布于揭东西北部、揭西和陆河等地的“半山客”。这是一种被“潮化”了的客家方言，这些“半山客”地区的客家文化也被打上了潮汕文化的印记，在建筑风格、风俗习惯、传统节庆等方面，都融入了潮汕族群的特点。
此外，像潮州凤凰的畲话、饶平的疍家话，都与潮汕方言面貌截然不同，它们如今在潮汕话的重重包围之下夹缝求生，成为“濒危方言”。
潮汕的沃土上不仅涵养了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还孕育了一大批研究语言学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潮汕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专治语言文字学的学者，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很罕见。
如潮安籍的曾宪通，饶平籍的詹伯慧，汕头籍的施其生，潮阳籍的张盛裕，澄海籍的李新魁、黄家教、林伦伦、陈伟武、王彦坤、陈小枫、陈斯鹏，揭阳籍的蔡俊明、李永明、周耀文、陈昌仪……
许多研究潮汕方言的学者，成了汉语方言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代表作如李永明的《潮州方言》（1959），詹伯慧的《潮州方言》（1959），蔡俊明的《潮州方言词汇》（1991），李新魁、林伦伦合著的《潮汕方言词考释》（1992），林伦伦的《澄海方言研究》（1996），施其生的《汕头话音档》（1997），陈恩泉的《潮·普双言语词典》（2010），周耀文的《潮汕话同音字汇》（2010），张盛裕的《潮阳方言研究》（2016）等，是汉语方言学领域的重要著作。
在他们的努力下，潮汕方言研究成果丰硕，成为汉语方言学学科一个颇为重要的学术领域。相关研究者也努力留存这份重要的文化遗产。与生物物种资源一样，语言也是“不可再生资源”，一种方言一旦消失，以之为依托的思维方式、口传文化、民风民俗也随之消失，且永远无法重生。
（本文选自第576期《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