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战争中都离不开一种特殊的力量——间谍。他们虽然不直接拿起武器正面厮杀较量，但是他们隐藏在各个角落，窥探对方的机密情报，为己方的指挥决策提供不可或缺的情报依据。这一力量至关重要，是属于战略战役决策核心领域的重要力量，其对战争成败的作用，有时候甚至超过整整一支作战部队。有些高级间谍的特殊作用，还可能改变战争胜负、影响历史走向。
因此，凡是能征善战的军队，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情报战。同样，所有善于作战的军队，也极其重视“反间谍战”。这是一柄双刃剑，知其利者，必然会防其害。
一个高效的谍报机关，必然是一个复杂完备的庞大体系。绝非像影视剧那样，仅仅依赖几个神通广大亦或倾国倾城的女谍，混迹敌方高层名流之中，灯红酒绿之间就伺机窃取到敌人的高级机密。这种谍报工作当然也有，但在实践中较为罕见，而且更要命的是，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情报，有很大可能是敌人故意制造的假情报。如果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仅仅指望这样途径获得“绝密情报”，那么它分分钟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正确的谍报工作，核心其实在于千千万万个以各种微不足道的身份，活跃于敌方（包括己方）各个社会角落的普通情报工作者，他们提供的信息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一旦汇总起来，就蕴含很大的情报价值。而且通过这种细致入微工作获取的情报，真实度、准确度都较高，才能为己方的决策指挥提供可靠的依据。
越南自建国后，一直处于漫长的战争状态。越南也是一个非常擅长“用间”的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用间经验技巧。在越战时期，北越就师从苏联克格勃，培训出各类角色的谍报情报人员，以各种身份做掩护，混迹于南越各个阶层角落，上至高层，下至南越贩夫走卒，都有北越特工，他们担负的职能不同。有的负责收集情报，有的则是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甚至实施暗杀破坏。
越南的特务潜伏技能高超。1968年，北越准备对南越所有大中城市发动规模浩大的“春节攻势”，为此，需要将数以万计的北越特工预先潜伏到南越各地待命。这种庞大的潜伏工作，北越竟然做到滴水不漏，毫无差池，越南情报部门的组织能力与执行能力殊为可怕。
越南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都抱有极其强烈的敌视感，即便是中越友好时期，有很多越南人在内心上也对中国抱有警觉和敌意，只不过被刻意隐藏起来罢了。一待越战结束，越南迅速对中国翻脸交恶。
越南的情报机关，其实也早在中越友好时期，就在中国秘密布局。当时，在“同志加兄弟”的友好氛围中，越南在我国内许多机关都有留学生、培训人员及工作人员，我方有的人员本着淳朴厚道的本性，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拿“越南同志、越南兄弟”不当外人。不要说普通信息，就算是属于机密的信息也泄露了许多。
所以，中越友好时期也正是越南谍报机关，大肆在我境内安插布局的高峰时期。一旦越南突然翻脸，两军刀兵相向，许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甚至有些迟疑。许多部门面对身边的越南人，还保持一种惯性的友谊，依然让越南间谍有机可乘。至于那些早已被刻意隐藏真实身份潜伏下来的越南特务，则更难以发觉。
1978年底，我军开始紧张备战对越还击战，这也是越南间谍最积极活跃的时期。他们全面开动情报机器，各个阶层都各尽所能。
当这些大小间谍一起开动时，力量是巨大的。一个显著的事例，是1978年12月，许世友将军到南宁部署工作时，他一到南宁，一家外国的通讯社就把这个信息作为新闻发布了出去，引发国际关注。
粗中有细的许世友当时大为光火，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安排决定都是秘密进行的，外国人这么快就察觉，一定有间谍特务。
所以，他到南宁第二天，就在会议上怒斥：“南宁有越南特务，立即调查！”结果，南宁各方面经彻查后，认为有两大隐患。一个是当时的中越铁路国际联运系统，越南铁道部门在南宁设有好几个办公机构。他们与中国铁路部门往往挨得非常近，双方人员更是多年合作的“铁哥们”。在那个时代，铁路部门号称“铁老大”，一切大事都离不开它们参与，所以很多军事秘密对他们而言，甚至就像列车时刻表一样明摆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
另一个，就是当时南宁的许多越南外贸单位。甚至许多越南籍的边贸小商贩，在中国也有许多“人脉”，保不准就担负着秘密任务，想方设法获取情报信息。
许世友听了有关部门的汇报，立即上报北京，要求立即关闭中越国际联运，驱逐越方人员，堵住这个“大漏洞”。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