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栏欲言
商务部再提刺激消费！
经济疲软必提刺激消费！
改变消费习惯？
刺激消费冲动？
我最大的烦恼，就是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不匹配！
01
中美消费对比
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投资只是为了更好的生产。
中国的投资力度一直很强，消费却相当低迷。
2019年，中国投资（资本形成）占比GDP比例超过43%，超过居民消费占比38.8%，而美国居民消费占比GDP比例为67.02%！
消费与投资的不匹配也造成了中国产能严重过剩。
收入数据，1993-2017年，劳动者报酬占比GDP比例，中国平均为47%，美国平均为55%，差距8%。
但居民消费数据差距30%。
原因除了两国政府财政收入侧重点（民生或投资，导致保障程度有差异影响消费）有所差异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居民部门需要负担的隐性成本太多。
02
居民隐性负担一览
中国居民部门的需要负担的隐性成本很多，内外皆有：
1） 负担美元印钞的成本转嫁；
2） 负担通胀成本；
3） 负担房价飙涨的成本；
4） 负担风险定向爆破的成本；
这些成本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转嫁给居民部门，太多的隐性成本压制了消费能力，成为消费低迷的原因！
03
消费和隐性负担的跷跷板
居民收入（包括信贷）如果稳定，消费和隐性负担就成了跷跷板，隐性负担越多，消费能力自然越差。
提高直融比例被多次强调，这或会放大居民部门隐性负担，那么其他负担有压缩空间吗？
1） 美元印钞的成本。政治上的缓和是以付出成本为代价的，融入美元体系也是需要承担成本的，成本总是需要有人负担的。
2） 通胀上行的成本。得益于汇率攀高，输入性通缩因素压制近期通胀在下行。但M2增速很快，高企的房价也会从成本端向通胀传导，内生性通胀动力十足。
3） 房价飙涨的成本。房不住炒，说明居民隐性负担飙涨已经引起警觉。但这是稳房价而非压降房价，房价压降容易演变为银行危机。房价未降，成本就需要有人负担，只是不再飙涨而已。
从居民隐性负担来看，每项负担都很难压缩，反而是增加直融比例，似乎会增加居民部门隐性负担（底层资产违约增加——基金等踩雷——居民购买者踩雷）。
04
提高收入？
收支两头，支出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收入端或者有办法？
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包括提高居民信贷）来支撑消费？收入端无非来源于：
1） 信贷能力。为负担房价，居民杠杆率高企，没加杠杆的人已不多，信贷扩张能力有限。
2） 转移支付。如财政收入加强对民生的转移支付，提高居民生活保障，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但起效时间长，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正是当前加大基建而非选择加大转移支付的原因。
3） 提高居民收入（GDP*劳动者报酬比例）。受两个因素影响，GDP增速和劳动者报酬占比。受疫情冲击、债务压制、红利吃尽等多重影响，GDP增速下降，这会影响居民收入提高；存量分配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实现起来要比增量分配更加困难，这会直接消弱财政收入，而财政支出极为刚性，又演变为财政缺口。
从支出端结构来看，想要提高居民消费，实现内循环，需要压缩隐性负担，让房价爆破是缓解居民部门隐性负担最有力的选项，但却容易诱发银行风险；
从收入端结构来看，想要提高居民消费，实现内循环，最有力度的选项是提高居民收入，但必然会挤压财政收入，造成财政缺口。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哪里是突破口？
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如何实现刺激消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