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衣节这天，刘姓夫妇带着23岁女儿的遗像走上西安街头，实名举报大学党总支书记梁某性骚扰。在该校就读的女儿因长期受到性骚扰而抑郁轻生，2018年12月至今，2年的时间里刘姓夫妇一直在等待一个公正的结果。
在女孩的遗书中，记录了她生前被校领导性骚扰的事情，而这也是导致她抑郁、轻生的原因。遗书中透露的信息很多，比如梁某（书记）让李静（女孩）称呼他为爸爸；还以汇报工作的名义经常叫她去办公室；梁某会以长辈的名义对她搂搂抱抱，还要求她坐在大腿上等，给剪指甲等。
据遗书曝光的内容，像李静这样的"干女儿"还有很多，有时候梁某还会暗示李静，要像其他干女儿一样听话等。长期的精神压抑导致李静患上中度抑郁，于2016年休学调养，但返校复学后，再次遭到骚扰的她不堪其扰选择自杀。
对梁某让李静管他叫爸爸这件事，遗书中提到"他诱导我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诱导我叫他爸"、"经常暗示我要好好听他的话"等。性骚扰、精神控制，尽管遗书中可以看出李静并没有被梁某洗脑式地精神诱导所控制，但在权力压迫下女孩还是没能走出抑郁，选择轻生。事情在网上持续发酵，据有关报道梁某现已经不担任系党总支书记一职，而今年5月陕西省教育厅纪委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希望李静家属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校园、职场性骚扰其实离人们很近，一份受访者来自一线城市的职场性骚扰问卷调查（有效问卷233份）显示，女性是主要遭遇性骚扰的受害者。在233名受访者中有150名女性以及5名男性遭受过职场性骚扰，有过这类经历的比例超过调查人数的3/4。
而在150名有过这类经历的女性中，90.7%的性骚扰来自公司的上司或同事，其中有26.7%的女性同时遭受上司以及同事的性骚扰，遇到这种情况，受骚扰者面对的不仅是性别上的压迫，还有资源、权利等等。情况和案例中的女孩类似，因为担心学业遇到麻烦，梁某大小是个校领导，为此女孩受到的精神压力更大。
在调查中还发现，遭遇过职场骚扰的受访者中，在最近一次遭遇性骚扰后，只有46名受访者选向外求助，人数占比仅29.7%，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遇到这类问题时会选择保持沉默。原因不外乎几种，不敢撕破脸皮、担心破坏工作关系，以及证明性骚扰的证据不足，担心揭发后自己成为二次受害者等。
在性骚扰伤害调查中，有44.5%的人认为职场中的性骚扰更多会影响到人际关系；38.1%的人认为自尊心会受伤，也会因此产生挫败和沮丧感；27.7%的人会感到长期精神紧张；25.8%的人担心影响工作（导致辞职等）；还有18.7%的人在经历骚扰后患有持续的精神抑郁或产生自残、自杀倾向。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学历更高的研硕以及博士学习阶段。一份来自Nature的博士后就业报告显示（调查对象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共7600多名研究人员），有51%的受访者表示已经考虑离开科研，逃离科研除了做研究和生活上的权衡之外，职场PUA、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都是原因。65%的博士后都经历过权力压迫，以及各种形式的歧视，在女性受访者中，有30%的人认为她们比男性更可能受到歧视或骚扰。
性骚扰问题十分严重，仅仅从曝光实例以及已经酿成的悲剧中不足以窥见全貌，近年来呼吁出台专门反性骚扰法律的呼声也在提高，但也可以看到，往往在性骚扰的背后，权利和所谓的"人情世故"也在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