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授衔仪式，这一次的授衔格外受关注。因为这是自1965年我军取消军衔制度之后，开始的重新恢复军衔制度。这一年的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洪学智是本次授予上将军衔的17名高级将领之一，而且是排名第一。
说到军衔制度，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军的军衔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被提上日程，尤其是对外交往中，没有相应的军衔很不方便。1955年2月8日，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标志着解放军正式施行军衔制度，共设置了从元帅至士兵6个序列19等级。在我军首次军衔授予仪式上（1955年-1965年期间），授予了十大元帅、十大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1360名少将，这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开国将帅。
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度，至1988年才恢复，在这20多年中，没有军衔制度，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出现了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如曾由外交战线转向国防系统的第五任国防部长耿飚。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当时年仅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彼时这些授予上将的将领平均年龄是48岁。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之后，已经没有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上将即为当时最高的军衔，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给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徐信、郭林祥、王诚汉、赵南起、李德生、张震、尤太忠、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耀文、王海等十七名高级军官授予上将军衔。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如刘华清，为新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秦基伟，担任国建国35周年国庆大阅兵的总指挥，还是第6任国防部长；以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洪学智将军的一些生平事迹，感受一下将军为中国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洪学智1913年出生于河南商城县（现在属于安徽金寨）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放过牛、打过猪草，给地主家做过工，念过几年小学。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洪学智从小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在读完小学后就去学徒做工。1929年3月，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来到了洪学智的家乡，目睹这支队伍为老百姓着想，替穷苦人撑腰，洪学智在耳濡目染间对参加革命充满信心。于是，他便离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商南起义，并在当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3月～5月，在安徽六安、霍山一带的苏家埠地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对国民党军进行了围点打援，历时48天，共歼敌3万余人，是在鄂豫皖苏区的一场空前大胜仗，是红军战争史上的著名大捷之一。
洪学智也参加了这次战役，在他后来的回忆中，他讲道这是令他难忘的一次战役，他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又回来。当时，战斗异常地激烈，敌人重兵疯狂地围堵，借助于他们的有力武器，不断向红军所在部靠拢。红军则利用轻便、机动的特点，诱敌深入，对进入包围圈的敌人分割围歼。洪学智当时在重机枪，但是两任连长先后牺牲，他成为了第三任连长。在战役结束前的一天，他的左胸不幸中弹，子弹打在肺叶上，鲜血直流，命悬一线。幸运的是，被俘的敌军军医口袋里有几片消炎止血药，他成功地躲过一劫。
洪学智的一生，除了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外，还两次担任总后勤部部长，这说明他在统筹军队后勤保障方面有独特的才能。我们可以从红军长征中的一些事情看出他这方面的能力。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已经来到了嘉陵江，准备渡江，向川西北开进，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的洪学智是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其实除了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外，还要做的就是整个方面军的后方工作，比如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必须建立政权，要发动和组织群众，要筹备粮食以及后方伤病员的救治与管理等。实际上，洪学智这个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成了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后勤部长”。
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凉山州一带时，一方面，面临着条件恶劣、粮食短缺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个区域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造成矛盾很深，而且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势力在这里盘根错节。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为后续其他红军的到来提供一个好的保障，成为当时后勤保障部门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的7月，洪学智在黑水、芦花接到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要经过这里，要红四军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做群众工作难，找粮食难，找医药品难……面对重重困难，洪学智立即组织后勤保障部队的人员，准备从周边的几个反动土匪下手，既安民又可以筹得粮食。于是，他率领部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端掉了几个土匪窝，为红军部队筹集了粮食和牛羊。这些粮食和牛羊，解决了当时中央纵队的急需，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伙食，提高了战士们的战斗力。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食供应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刘少奇感激地紧紧握着洪学智的手说：“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大问题。”
还有在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准备攻打西康省瞻化县。粮食是首要问题，为了筹粮，洪学智热情邀请当地最大民族头目巴顿多吉吃饭，但是，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会下毒，于是迟迟不肯动筷，也不肯喝酒。洪学智看出了他的顾虑，就自己先举杯，一饮而尽，又大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洒脱爽快、又非常有诚意，非常感动，便逐渐解除了顾虑。
两人边喝边聊，兴致很高，洪学智趁机向他说明红军的民族政策和红军是一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部队。巴顿多吉打开了心结，越喝越高兴，说道：“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最后两人按照藏族风俗喝公鸡血酒，义结金兰。在瞻化的几个月中，红四方面军所需要后勤等物资，都是通过巴顿多吉转运来的，红军和当地少数民族融洽相处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在洪学智出色的后勤管理能力之外，他还对战友特别地关爱，视为兄弟手足，长征中凝结的浓浓的战友情，让洪学智终生难忘。当时红军过雪山，由于战士们衣着单薄，加上又长期吃不上饭，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有一次，洪学智在山顶上发现六个战士已经冻僵了，他又实在不忍将战友们就这样遗弃在山上，于是坚持将他们带到了山下，哪怕是一个个背也要把他们背下山。到山下支个火堆烤火，奇迹竟然发生了，其中一位战士醒了。大家非常的惊喜，赶紧开展抢救，最终共救活过来五位战士。这是洪学智的细心善良之举，挽救了这些战友们的生命，闪烁着他人性的光辉。
解放战争时期，洪学智任43军军长，并率部南下，参与指挥了解放广东、广西、海南岛的战役。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没有赢得多久的和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一度威胁到我国居民的人生和财产安全。1950年10月，当时担任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在朝鲜战争的出色表现，是他一生值得光耀的事情。洪学智自然而然地又担任起负责整个志愿军后勤工作的重任。
在当时的背景下，后勤保障工作能否顺畅直接关系到前线战士的斗志，直接影响着战斗的胜负，从而影响整个战局。据史料记载，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平均13个后勤人员供应1个士兵，志愿军则是1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到10个兵。可想而知，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是多么的繁琐艰辛。以军事上的对比为例，美军一个团的火力要胜过我们一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的装备是“武装到牙齿”，拥有战机和航母对制空和制海有绝对的控制权。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后勤保障部队想要在白天搞后勤运输根本是不可能，于是，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保障也是在这个时候跟进，但是粮食、军大衣、棉衣棉裤、子弹短缺仍然是突出存在的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共发起过五次战役，其中第四、五次战役是后勤保障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也是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忍饥挨饿最多、人员非战斗性减员损失最严重的时期。1951年4月底，洪学智风尘仆仆地从朝鲜来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了志愿军的情况，“彭总让我向您汇报一个重要问题。”周总理说：“什么问题？”“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这个话题立即引起周总理的关注：“说说你们的想法。”洪学智对周总理说：“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但覆盖地面、空中和海上，还在前方、后方同时进行。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联合作战，更需要一个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便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5月1日，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洪学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摩了盛大的庆“五一”群众游行。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等关切地围住了洪学智。毛主席对他说：“你们打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每打一仗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三天后，洪学智赶回朝鲜，亲自起草了志愿军《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洪学智写道：“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但此时的洪学智并不想把后勤的工作揽到自己身上，提出让韩先楚管后勤，自己上前线。当天晚上，洪学智就收拾好行李，准备向彭德怀辞行。没想到彭德怀的马上拉下来了：“后勤还是你管。”就这样，洪学智被“强行”留下来干后勤。
于是，志愿军司令部就召开会议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工作运行等问题。在会上，彭德怀开门见山说道：“有一个事情，咱们得先定一下。中央决定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说‘志后’在志司首长的意图和指挥下进行工作。现在中央又给我发来电报，要求志后司令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兼任。现在我们就先定一下，谁来兼这个后勤司令。”
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司令1名，副司令5名，分别为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宋时轮、陈赓。在这些人里面，邓华和韩先楚原来也都没分管过后勤，陈赓要经常往国内汇报战事，宋时轮对后勤工作也不熟悉。于是，自然而然地这个后勤工作就落到了洪学智的头上。但是从内心来讲，洪学智并不愿意兼这个后勤司令，原因是：第一，他一直是做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更熟悉；第二，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太难搞，担心搞不好，搞砸了，没办法交待！
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洪学智只好兼任后勤一职，但是他是有条件的。彭德怀问：“什么条件呀？”洪学智说：“第一个条件是，干不好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我还搞军事。”彭德怀笑了：“我当是什么条件呢，行，答应你，同意你的意见。”
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充分发挥其装备优势，在空中、海上实行全面封锁，妄图将志愿军战士扼杀在朝鲜战场。最高的时候，美军一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在洪学智等人的领导下，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合并转运、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体系，使得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赢得了“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美誉。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汉城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志愿军的供应，然而志愿军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在1954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也问洪学智：“洪学智，我听说你不愿做后勤工作？”“是的，主席。”“你为什么不愿做后勤工作呀？”“我一直是做军事工作的。”“朝鲜战争时你怎么又做后勤工作了？”“主席下的命令啊。”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啊，原来你怕命令啊。”
在1988年授予上将的17名将领中，洪学智名列第一，这反映了洪学智在军内的地位和威望。当时有人问他对此事的看法，洪学智淡淡地回应：“这主要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决定的，人的一生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干了哪些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