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按照会议提出的主题之一，谈一下自己关于中国金融开放的意义和风险这方面的基本认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理解为实际上是两个维度而又一体化的基本国策：改革是“市场化”而一直推进到邓小平南巡以后决定性地形成了我们现在还在促进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还有，就是走向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完成的经济社会转轨，一定要结合着开放。对这两者按领导人有所强调的意义上讲，邓小平说的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在习总书记那里再次肯定了它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而开放显然在实际生活中间又越来越被人们认同，它是对改革的催化与倒逼。曾经有人影影绰绰的说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于“倒逼”二字听着不高兴，但后来发现总书记直接用了这个话。开放对于改革的催化和倒逼，就是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特别值得看重的一种攻坚克难的力量，而关于开放的要求，显然早已经明确为是全面的、高水平的，最新的表述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文件里说到的，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这中间的金融开放，又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当年就说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怎么理解它呢？当然也是见仁见智。我过去担任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的时候，曾经在我们的博士生考题里出过这样一个题，就是怎么理解邓小平所说的这句话。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要我来答题呢，我会说可以把金融体系理解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心血管系统，那么它显然就有核心的地位和意义了。但是这个心血管系统无论多么重要，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生命机体的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现在实际生活中决策层、管理部门特别强调的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实现这种升级的发展才能解决中国进一步推进现代化战略的问题，它必须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上有效供给的支持，即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来不断释放我们发展的潜力，一步一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去达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目标。这样一套逻辑的连接之下，我想试着就自己的理解，提炼一下我国金融开放的意义，这个视角上，我觉得可以先从四个方面来做一个简要的归纳。再加上一个案例考察。
第一，我们的金融开放，会顺应全球化的主潮流，服务于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和生产要素充分地少阻碍、无阻碍的流动。这样的一种作用，当然是释放发展潜力所必要的。全球化的主潮流被实践所证明不可递转，虽然现在遇到一些逆流，但终归是难以阻挡的，这也是人类在供给侧创新推到了现在的文明状态中，和我们必须认清楚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个概念相伴随着的一个大趋势。全球化它必然内在要求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在这方面国际上已经有了多年的探索和经验的积累。所以，现在从理论上解说，就是这种状态更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充分流动情况之下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
第二，金融开放的意义是在于它可以更好借助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我们中国本土参加竞争产生的“鲶鱼”效应，来催化和倒逼中国的金融改革，促进金融深化与多样化，助推配套改革。这也还是落在解放生产力的正面效应上。现在于改革的深水区，我觉得毋庸讳言，存在一系列使改革步履维艰的种种难处，关于要啃硬骨头，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总书记已说了多次。实际生活中间以金融开放而带来的这样一种“鲶鱼”效应，就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催化和倒逼改革这个方面，实实在在从观念创新落到制度创新，可以产生我们意愿中的推进改革啃硬骨头的进展。
还有第三，就是金融的开放可以使我们更好借鉴国外金融管理与服务的经验，来提升我们国内的金融服务水平，支持现在特别需要加以重视和强调的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升级发展。实际生活中，我们有这么多年间多方面的长足进步，但是也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发展状态，仍然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说到金融领域里，如果你放眼看世界，我们的管理在很多地方的短板、不足，是非常明显的。只有更好地开放，我们才能更好地学习借鉴国际经验，来提高我们金融管理和服务的水平。
接着第四，我觉得要再落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上——其实刚才高行长也点到了这个事情，我愿意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就是金融开放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进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我认为这是打造人民币国际化局面非常关键的“惊险的一跃”，我们现在还需要特别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如何解决。所谓人民币的国际化，有人说可以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周边化，然后是区域化，再然后是国际化，这可能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周边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比如多少年前我们就知道去俄罗斯，红场上的小贩是接受人民币的了——不是官方规定的，而是市场自发产生的，拿了人民币以后他有各种渠道用得出去，他觉得可接受；到香港去，那些铺面上贴出告示说可以用人民币来买东西——那时候还并没有官方正式说的人民币怎么样开始变成在境外可以流转的货币了，但是商铺它们自发地去贴出这种实际上周边化的相关规则了。到以后，当然有越来越多官方肯定的各种周边化的进展。但是如要说到区域化，蒙代尔所说的有欧元，为什么不能有亚元？我知道困难重重，很难说它到底怎么样才能成形。国际化呢，人们看到了人民币已经加入特别提款权，似乎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毕竟还是很有限的进步。真正从逻辑上讲，中国的金融开放指向，就是刚才高行长特别强调的，人民币能不能够最充分地自由兑换，特别是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有了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这个开放的境界，才真正是国际上认可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之下可达到的境界，中国在打造这种制度环境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我们自己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从理想目标来说，中国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必然包括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而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必须包括中国的主权货币有这种现代特征，这个现代化的特征就是人民币能够成为各个国家里可能持有的、高端可能持有的硬通货。没有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我认为人民币称不上是硬通货，那么这就必须确认一个命题——中国完成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基本建成现代化（从现在起有15年时间表安排）到建成现代化强国（也就是30年后），必备的条件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过这一关，能够在惊险的一跃之后，在自拆防火墙之后，使人民币真的如愿成为全球看起来像模像样的硬通货，而且逐渐被全球潜在的持币者所接受，不仅作为交易货币，而且作为储备货币和避险资产。人民币要达成这样一个现代化必备条件的前提，就是中国还必须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这是与整个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
讲了以上四点以后，我接下来要说到一个案例：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关于这种金融开放的程度，不说头号强国美国，就说咱们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它的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使它的金融体系与这种准自由港式便利化的制度环境融为一体以后，可以形成所谓的金融中心。现在虽然香港存在着一些新的变化后的问题，但是香港可能继续具备的特别意义之所在，绝对不是它的GDP规模大小，绝对不在于说它那里有多少人口的规模，有它什么样的我们一般感受到的生活中某些因素的上升或下降，香港它现在显然还不可撼动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它在金融这个概念之下所达到的开放程度，是我们本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要想进一步对接全球化发展这样的一个大潮流，香港特别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如果看不到香港存在的这种意义，那么肯定在实际的战略策略的组合方面要出偏差，要发生问题。我认为中央现在已经明确地进一步部署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以及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于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这样的战略部署，其内含的逻辑是：已经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和广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以及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之间，这两方面之间谁向谁对标？如果说得直率一点儿，完全不可想象我们看起来冲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和广东要求香港和澳门向他们来对标，只能是深圳、广东向香港和澳门业已经过百年或者至少几十年全球市场经济考验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相匹配的金融那一套规则去对标，没有别的选择。如想清楚了这一点，我觉得以上论及的所有这些意义，是可以连在一起把握的。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
还要说说风险。关于金融开放的风险，我想一般的考虑是两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如果进一步扩大开放，国内的金融机构可能不适应外国金融机构放宽准入后形成竞争的压力，会增加它们在财务表现上的亏损、呆坏账等等。过去开始讲国内金融领域降低外资准入条件的时候，就有人说，外资进来了以后可以把白菜心都吃了，高端、高净值客户都拢到他们那儿去了，国内的银行跟金融机构那就只能吃些白菜帮子。实际开放进程中，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就好像入世，有人说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中国的农业要被人家完全冲垮，事实证明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这里面我们确实要有这样一个防范由此带来风险的充分的意识，和做出必要的准备，但绝对不是说一旦外资准入以后，这个风险就马上变成所谓系统性风险，就把我们自己冲得不可收拾。这个关于开放的事情要客观看待——对这样的风险因素当然要提防，也当然要通过这样的风险因素逼迫我们本土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更好练内功，更好地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第二个维度，是要特别考虑前面所说的大逻辑，就是人民币随着金融开放，一定要走到资本项下可兑换。那么这样一个前景，必然是要经受风险的：一旦走到那个关口，怎样能够抗御冲击，抑制风险损失，有这样的能力才会使这一步能迈得出去，能够做出这个惊险一跃。那么实际的考验，就是要设想那个情景，你真正宣布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国际上所谓的热钱、游资，索罗斯们他们这些金融大鳄操纵的那种资金力量，在中国本土就可以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能不能够抵御这样带来的风险因素？
我们再看看香港案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索罗斯在泰国等地得手之后，到了秋季，又对香港发动所谓“狙击”，被人们称为“惊心动魄的港元保卫战”。实践证明，香港经受了这一关口上的考验，细节这里就不多说了，在所谓“积极的不干预”的原则下，特殊情况下以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它能够经受考验。所以，1997年之后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得以延续，香港准自由港的那种特定的作用，到现在仍然不可否定，延续下来了。中国本土就必须做这种前景的假设，我们什么时候具备这样抗御冲击的条件？这就要求必须把中国的配套改革进一步深化，真正使中国本土的抗风险能力在全系统上能够支持我们最后下决心走出这一步。我注意到小川行长卸任之前，他带着改革的急迫心情，明确宣布中国已经具备了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基本条件，人行货币政策司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论证，倒是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不同意。实践证明学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后来我们发生了所谓“股灾”，发生了种种市场动荡，到现在为止，也不敢说就具备了这个条件。前不久我又听到中金的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先生（是海归人士）他再次强调，我们中国在现在抗御美国施压的过程中间，应该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这一步走出去，而作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我们的积极回应。当然，在内部讨论时，也有很多人认为抗风险这方面的考虑上，还有很多的疑问，还很难下这个决心。但是我认为，大方向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要能够现代化，必须有金融体系的现代化，金融体系能不能现代化，必须在全面开放和高水平开放的路径上，最后走到我们具备应对挑战能力、敢于自拆防火墙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当然，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以方方面面的努力，共同促进这种条件到某种时候能够实际地形成。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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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