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锺书，是并世的文化界大家。只是，他们之间，相差近30岁，属于两代人。
当钱锺书在学界、在文坛崭露头角，以《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书正式出道时，鲁迅早已病逝多年，墓木已拱。据现今材料，他们终生未曾相识,当然也更谈不上把臂而谈的机缘了。
鲁迅（1881-1936）与钱钟书（1910-1998）
1936年前后，鲁迅故去时，钱锺书刚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且正留学在外，也还没有任何著作正式出版，其声名只在清华小圈子内流散。基本上，鲁迅是不大可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存在的。
而对钱锺书而言，鲁迅的大名自是从小就如雷贯耳的，加上他后半生始终生活在“独尊鲁迅”的环境之中，完全无法绕开。可问题的蹊跷在于，就是这种情况下，且钱氏生平又那么臧否人物，对鲁迅却几乎置若罔闻，不议不论，让人好生奇怪。
他一生语及鲁迅的次数,以我寡陋所知,见诸文字材料的只有三四次，都是私下谈话的一语带过，正式论及可说未曾有过。可以说，1949年之后，中国文化人中，绝口不提鲁迅的，钱钟书是极少极少的例外。
无锡钱钟书故居，此为其少年时代卧室
一句话来说，很多人以为，当时著名文化人几乎没有不谈鲁迅的，钱钟书更没理由不说，可他偏偏极力躲闪，事出反常，到底在隐藏什么心思？这件逸闻，看似无聊八卦，在学术界曾引发过不少讨论与争议。
钱锺书的忽视，到底是一个莫之致而致的习惯问题，还是取瑟而歌的别有深意，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我个人体会而言，这本身是不构成疑惑的。我想，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会引起注意，多少是因为对钱锺书为人的隔膜所致。
钱钟书的“围城”世界
以钱钟书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鲁迅，或者干脆不提，本就是极其正常的。钱锺书一生，虽然在私下对着熟人会口无遮拦，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岳峙云起的自负，对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场合、发表的文字中，几乎都闭口不谈，熟视无睹。
不说鲁迅了，我们现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大佬，诸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徐志摩、叶公超、胡适等等，本都是一个圈子中人，他都瞧不上眼，生活中也懒得搭理。他心胸所向，始终是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这是一种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许。
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1950年代，武汉
他幼年时，其父钱基博就告诫他，“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 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他以后志行，确实不忘父训，“可谓孝矣”。 所以，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引用书籍近万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录鬼簿”，但绝少有“活人”的身影。
据名学者傅璇琮在《缅怀钱钟书先生》的记述，钱钟书曾对他说过：“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时为1984年。这就是说，以《管锥编》、《谈艺录》之囊括四海，谈及的现代人物仅有两位，一为吕思勉，另一即为傅公。
孤岛上，鲁迅式的“一个都不宽恕”
这是钱锺书的心高气傲处。他的一生，绝少有行迹密迩的私交，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总体态度也是轻视的，几乎懒得一提。偶尔有几个人被点名，要么就是私下闲谈说到，要么就是机锋中寓有深意。
比如，《谈艺录》感谢周振甫，确实是因为周先生为他的著作编辑花费了很多心力，他赞赏这种道义；而对钱仲联的批评，大概心理上就是觉得，“我是看得上你才批评你”。
当代名编辑周振甫，也是钱钟书父亲的学生
再比如，那个年代的文人，不管是身不由已，还是乐于表现，但有言说必引圣言自重，唯独钱氏，我们只在《宋诗选注》序中，看到他为“过关” 敷衍一句带过。余潜山就说，钱钟书之“清白与干净”，当世几句绝无仅有。
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没有提及鲁迅，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从来没觉得这算得上是一个事情吧。
从钱锺书所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推断，对于鲁迅为人为文，老实说他也似乎并不看重。
钱钟书、杨绛夫妇及独女钱媛
这个问题，早年名学者谢泳先生也有辨析。据谢泳的考证，钱氏在早期的文章中，虽未直接点名，但也是频频针对鲁迅“放冷箭”的。谢先生说，解读此中的关系，是了解钱钟书的一个角度，也是探测现代某种类型文化人的一个视角。
以钱锺书博涵且专业的学者立场看来，鲁迅的学问识见，也许不但不会让他惊奇，而且是不可以信据的。比如，李国涛《钱钟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提到，1940年代，钱钟书写《小说识小》，谈到《儒林外史》时，批评说“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隐含胡适与鲁迅，且更多剑指鲁迅。
1980年代前后，出访美国
1956年何其芳发表《论阿Q》，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评价提出异议，受到众人非难，但钱氏却是赞成者，并举大量例子提出所谓“阿Q精神”塑造平淡无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馆札记》第84则中，对于鲁迅所主张的直译的翻译论，相当的不以为然。
不仅学问指摘，对于鲁迅赖以成名的文学创作，他也意觉未惬。据水晶《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一文，1979年钱氏访美，曾回应提问者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皮里阳秋，贬义明显。可以说，鲁迅的学问、文章，他没有称赞过。
“小时候，想成为鲁迅那样的作家；现在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他笔下的可怜人”
即便是鲁迅的为人，他都是不甚欣赏的。现在能找到的两处材料，全部都是旁敲侧击的负面看法。一次，在1985年4月26日回复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信件中，他公开提到，“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谢泳说这是对鲁迅婚姻的“暗讽”。
另外一则，见于李先生《黎澍十年祭》一文，说钱公曾如此比较鲁迅与胡适人品之优劣，“鲁迅那样批胡骂胡,且狠挖苦,但鲁迅生前,胡适从来没有讲过鲁迅半个不字”。从这些陈年文字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看到，钱氏但凡谈及鲁迅，都无恕语，且颇致微辞。
钱钟书遗著《管锥编》——这些年我读的最慢、最多的一部书
他唯一一次公开称颂鲁迅，是在1986年10月9日社科院“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为院方长官所致开幕词，称“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越多”。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官方代言,是应酬敷衍,并不能视为他自己的心声。
钱锺书尽可能地避谈鲁迅，而且对他没有好感，原因除了彼此的人生旨趣确实大相径庭不相为谋之外，应该也是有不便言明的私人恩怨掺杂其间的。
钱基博武汉旧居“朴园”，建于1930年代，掩映在昙华林附近
如上所述，因为年岁差距、生活范围不同等原因，钱鲁之间的生命轨迹不曾真的交会过。但是，他们本身都是文化界名人，家庭亲属都非泛泛之辈，又都集中在京沪两地，要在生活中全无干系瓜葛，反倒是不容易的。
而且，因为鲁迅的大名与好斗，钱锺书的至亲都曾和鲁迅闹过不开森。校订其事实，勘察其情伪，这多少是会影响到他对鲁迅的看法的。
《鲁迅全集》——可称几十年来影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巨的一部书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和鲁迅有过小插曲的小笔仗，互不服气。钱基博是个方正的国学者，但对彼时的“当代新文学”也非常关注，在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及一些文章时，专门谈过鲁迅，对其人其文持否定意见，称“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
鲁迅是在意这个意见的，在1934年的《准风月谈》的后记中，专门贴了一篇《钱基博之论鲁迅》“立此存照”，以示不平之意。我们都知道，钱钟书的早期文学与价值观念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家学”，钱基博的鄙薄态度不可能不会影响到他。
杨绛与其三姑，1938年因保护妇女而死在日军屠刀之下的杨荫榆
更为重要的是，钱锺书的爱妻杨绛女士的亲姑姑杨荫榆与鲁迅是死敌。1932年前后，是钱、杨在清华结识并堕入爱河的时间段，而恰在此时，也是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余音未歇之时。当时的杨荫榆和部分学生起了纷争，校内展开“驱杨运动”，作为教员的鲁迅是学生幕后的支持者，杨荫榆连遭鲁迅作文痛骂，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在史上留名。
对于此事，杨绛至老犹耿耿于怀，晚年写《回忆我的姑母》，照样不提及鲁迅，但春秋笔法式地写道，“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为姑母打抱不平，对鲁迅隐然贬斥。
钱锺书虽然从未说过此事，但他们伉俪情深，“意见可以互换”，既然杨绛都不能原谅鲁翁，钱锺书又怎可能对鲁迅有好感？
其实，钱锺书自己，即便抛开所有恩怨，对鲁迅也是成见甚深的。就价值理念而言，他们可称“互为反对者”。他不提鲁迅，甚至反感鲁迅，我以为这是核心的原因。
钱锺书的一生，一贯秉持群己权界论立场，自觉远离政圈，推崇学术与人格的独立性，厌恶任何外在的压迫力量，所有人都视为圣眷隆宠的译事工作也不觉得多荣耀，对于左翼盟主的鲁迅，尤其是被捧起来高高如神的鲁迅，我们不难想到他那高傲的表情的。有所不取，良有以也。
恩怨已散，各留先生之风
钱钟书是个聪明人，极懂明哲保身之道，知道老虎的尾巴碰不得，后半生似乎一直都在刻意回避谈论鲁迅。他的心底，应该是没把鲁迅看得多重的。好不好另说，可这应该是件事实。
钱钟书没刻薄批评鲁迅，以他嘴不饶人的作风，都算是菩萨低眉笔下留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