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亭衣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是眉州眉县人，出生于仁宗景祐三年。他出身书香世家，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一生志在考科举，却怀才不遇，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官，自然是自己的遗憾由两个儿子的管教来实现了。
苏洵对两个儿子的管教很严，两个儿子受到父亲言传身教和家庭教育的文化熏陶，苏轼从小立志要发奋读书入仕，渴望通过入朝为官实现自己的抱负。
二十岁出头的苏轼很争气，进京参加了科举考试，再到礼部的考试，所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考进了进士，被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公事。苏轼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心中满怀激情。
苏轼初入仕途之时，正好是北宋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因为政见不统一，他和欧阳修等人就站在了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上，在政事上就出现了冲突，所以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请求调离京城，调到杭州。
初入仕途，这期间苏轼心里遭到了挫败感。公务之余外出游览美景，结交了诸多好友，心情渐渐有所好转，还创下了《饮湖上初晴雨后》《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等作品。
熙宁七年，苏轼自愿调到密州，他在密州期间也有许多后世传颂的诗文，如《超然台记》《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再后来苏轼又被调到徐州和湖州。
公元1076年，王安石被罢相，这也表明他主张的变法由于自身的问题和外部的阻碍已经走向失败了。
公元1079年，就在苏轼调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由于监察御史李定告发，苏轼突然被逮捕入狱，罪名是他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变法。这一案件在御史台受审，说他的诗文诽谤朝廷，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就称“乌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案子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湖州、杭州的百姓纷纷为他祈福，也有很多赏识苏轼才华的官员试图搭救，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欣赏苏轼的文学造诣，最后只给他定了“讽刺政事”的罪名，使他免于一死，流放到湖北黄州。
官场失意，生活拮据，吃穿用度更是艰难。虽然陷入了困窘，但苏轼知道人生道路上还是要坚强走下去。苏轼后来在东坡旁边建了一间书斋，名叫“东坡雪堂”，并且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在黄州时创作了好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长江边上望着赤壁吟诵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五年之后，神宗下令将苏轼调离黄州，改任汝州团练副使。上任途中苏轼遇到了王安石。两人虽然政治意见不同，可两人却聊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苏轼也极为欣赏。
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改元“元祐”，高太后垂帘听政，就马上任命司马光为宰相，赢得了相当多的人心，甚至北宋的敌对国家听说司马光为相后也十分敬畏。
高太后垂帘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休养生息，这几年被认为是宋朝最太平的时期，史称“元祐之治”。
当时苏轼做登州知事还不到十天，就受诏入京，由起居舍人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此次受到朝廷的重用和太后的恩宠，苏轼心里十分感激，决心誓死报国：“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报，冒昧进计。”
元祐时期，司马光主张废除青苗法，基本废除免疫法废除方田均税法，继续推行农田税立法，废除市易法，继续推行保甲法，修改养马法。可苏轼对于变法中的新法有一部分赞同，他不同意司马光等人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得不到支持，保守派说他是王安石新法派的支持者，新法派又不把他当自己人，他只好再次请求调离京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到阔别十多年的杭州任职。任职期间，他为杭州兴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疏通西湖，他还用从西湖中挖出的泥，修建了一道堤坝，也就是现在著名的“苏堤”。
苏轼原以为自己离开了京城，会相安无事，他又被迫辗转颍州、扬州、定州等地任职。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贬到岭外英州，就在前往英州的途中，又被任命到惠州，之后他又被流放到海南岛。
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同年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之罪，但是这时苏轼家里已经死了九口人，苏轼本人也因为旅途奔波感染了疾病，朝廷命他官复朝奉郎，但他于第二年北归途中在江苏常州逝世。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一生三起三落，经历乌台诗案，新旧政党之争后，更是一贬再贬，直至海南岛。
王朝云对苏轼的评价觉着挺合适的“哪来的什么满肚子墨水，依我来看不过是满肚皮的不合时宜。”
苏轼这辈子，细数看来还真没干过什么合时宜的事。连自己的上司司马光都敢怼，旧党对于改革来说是没有希望的，仍旧抱着自己的观点不放。守着旧党观点却爱结交新党朋友，还觉得写诗是人生第一大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