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第3639篇原创首发文章 字数 6k+ ·
· 秦朔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秦老师亲自讲述，欢迎收听音频版
比起预测天气、洪涝、地震等自然现象，预测人与社会，更容易“测不准”。
11月1日我们推送《》的时候，绝对想不到马云被约谈，蚂蚁集团IPO被暂停。
这个月的标记不是“双11”，是一条条监管信号。这是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有苦难言的监管月。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同意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建立反不正当竞争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出台；
还有央行9月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从11月1日开始施行……
如果从时间上梳理，这一轮对互联网雷厉风行加强监管的决定性时刻，应是马云10月24日外滩金融峰会演讲一周之后。
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指出，“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
“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
“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
“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
“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对照可见，“征求意见稿”都是对这些要求的具体落实。有媒体报道，为了加快意见稿的出台，有关部门连续开夜车。
就蚂蚁而言，接下来大概率会被纳入各种办法，接受统一监管，在资本金、杠杆率、联合贷款出资比例等多重约束下，与高歌猛进说再见。阿里的某些存在方式也会进行调整。
“任何公司都有峰值，只是没想到蚂蚁的峰值提前过去了。”一位资深投资家对我说。
很多伟业的建构者，谁都打不过他，最后只能由他自己来调整和解构。这是命。尽管马云的体系极其重视文化，但这个体系的真正问题，可能也在于文化。
很悲剧，很可惜。
捅了马蜂窝的马云沉默不语。蚂蚁也失声了。
在蚂蚁IPO暂缓后，新华社转载了一篇署名金观平的文章说，“近期，有关方面经过进一步了解，发现了相关问题。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切从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监管层决定让蚂蚁集团暂缓上市。……蚂蚁集团当务之急是按监管部门的要求，切实抓紧整改。”“市场各参与主体必须尊重规则、敬畏规则，谁也不能例外。”
当务之急已经定了：切实（不玩虚的）、抓紧（不拖拖拉拉）、整改。所以也没有可能发声。
金融业的多位“关键先生”，连续发声。
11月10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当前科技创新在催生巨大动能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互联网科技巨头掌控大量数据和市场份额，形成垄断抑制公平竞争。
11月17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蚂蚁集团上市是不是有时间表，取决于政府如何重组金融科技企业的监管框架，也取决于企业如何应对监管环境。
11月17日，央行行长易纲的一篇论文《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被《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全文转载，“金融是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被众多媒体作为标题显著处理。
11月14日，第11届财新峰会上有一场“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分会。出席这场分会的嘉宾的核心观点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监管领先者；
工商银行副行长张文武：新兴的机构更加应该重视资产负债的比例管理。流动性像空气，一旦消失会“窒息而亡”；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鼓励能提高市场效率的创新，鼓励能守住风险底线的创新，鼓励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金融创新，鼓励能够维护公平竞争的金融创新。（在谈到以资本充足率约束为核心的巴塞尔协议3时，他说：“我也是巴塞尔协议的委员，我现在也比较老了。”）
北京市副市长殷勇：无证无照到底谁管？金融监管仍需继续完善……
有自媒体说，“走上坡路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的，一旦走下坡路，空气里全是土”。
真的苦涩。
如果没有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几乎没有人怀疑阿里和蚂蚁是“强大到无法被击倒”的存在。而今天你又会发现，蚂蚁集团很弱小，甚至失去了辩驳的资格。
坦率说，我对蚂蚁的产品机理并不足够了解，但作为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者，我觉得有些问题值得探讨与商榷。
比如，有人说蚂蚁普而不惠。
又普又惠当然好，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小微企业和普通个人拿不到银行给国企的那种利率再正常不过。普惠金融的本质，是解决金融排斥、提高金融包容（inclusive）。
国际上概括了5种金融排斥：机会排斥（access exclusion），即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或金融风险管理要求将部分群体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条件排斥（condition exclusion），即通过一些特定的金融限制条件将部分群体排斥在外；价格排斥（price exclusion），即由于难以负担的金融产品价格将部分群体排斥在外；市场排斥（marketing exclusion），即由于金融产品销售和市场定位将部分群体排斥在外；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即由于害怕被拒绝或由于心理障碍，有部分群体将自己排斥在外。
“金融排斥”是全球金融服务中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蚂蚁借助技术和生态，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包容。这是其对社会的贡献之所在。
至于惠不惠的问题，蚂蚁的贷款利率并不违反监管规定，没有突破上限，且随借随还。很难设想，如果一点也不惠，蚂蚁怎么可能有数以亿计的用户不离不弃？
有人说蚂蚁监管套利。
通过一个支付入口叠加多种金融活动，如何监管，确需研究。但说蚂蚁旗下的小贷公司不断加杠杆再频频发ABS把规模做大就是错误，这很不客观。小贷公司是地方批准设立的，其增加自身放贷能力的做法和所发的产品，都是得到批准后才进行的，且到目前不良率很低。蚂蚁当然是逐利的，但“利之所在”，是利他之后再利己。如果靠的就是钻监管空子，就能服务这么多人，那是不是说监管的口子本来就该开大一些？
有人说蚂蚁从事金融活动，所以要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视同仁监管。
一视同仁是对的。但蚂蚁确实也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它是以“科技+生态”的方式介入金融服务的，不是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蚂蚁旗下的网商银行，它不设线下网点，不分总支行级别，一开始就是轻资产平台化的交易型银行。这也是当时监管者希望探索的方向。网商银行2015年开业，时任行长俞胜法说，我们资本金规模有限，只做小客户，将有些客户培养做大后，如果它们有更大的资金需求量，我们输送给传统银行，和传统银行合作，利用技术手段和大数据风险控制能力展开合作。对负债端的资金来源，他表示有三个渠道，一是自身吸引的客户存款，二是同业合作，三是部分信贷产品资产证券化。
蚂蚁一直和金融机构合作，也一直在发ABS，5年前就说过，这不是秘密，是正大光明的事。
从支付宝到蚂蚁的多项服务，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包容性金融探索。很多创新都是被用户痛点逼出来的，是服务用户的结果，是用户选择的结果。随着蚂蚁的狂飙突进，一些做法与既有的监管“边界”和“尺度”产生了冲突，需要解决，但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客观的基本判断，即蚂蚁决不是浑水摸鱼的投机套利者，而是有善良初心的服务者、创新者。
“每一个个体可以享受到普惠、绿色的金融服务；每一家小微企业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开放合作，让数字生活触手可及”，这是蚂蚁希望看到的，也是蚂蚁努力推动的。
虽然蚂蚁正在经历井贤栋所说的“最艰难的时刻”，但我相信，金融需要科技，金融服务需要借助科技力量以实现更大的包容性，这一根本逻辑不会改变。而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金融科技化的趋势也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监管强化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市场和消费者仍是决定性的力量。
对传统金融机构来说，对蚂蚁的监管可能会让他们松一口气，但这并不等于对传统思维模式、作业模式的肯定。如不转念，他们的前途依然堪忧。
对监管者来说，这是一次勇敢的叫停，但叫停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胜利”。马云的话很不智慧，但马云式的问题也不该被忽略。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和政府是中国的两种力量。
2013年11月，中央领导人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
“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今天重温这些原则，是想说，尽管蚂蚁这个案例表明政府在“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方面负有责任，但这一作用的发挥仍要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向相一致。
事实上，如果从一个更长的视角看，蚂蚁能发展到今天，和政策包容与鼓励也是分不开的。
2014年是蚂蚁集团的创始之年。当年9月，网商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复；10月，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正式宣告成立；12月，花呗面世。
2014年前后的政策大环境是如何的呢？
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出台；
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是从政府自身改起，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报告也首次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2015年，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出“放管服”，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放”即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槛；“管”即创新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服”即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境。放管服所针对的，是“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管得过死，重审批、轻监管”，是“名目繁多、无处不在的审批‘当关’、证明‘围城’、公章‘旅行’、公文‘长征’”。
当时国务院还提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靠深化简政放权等改革清障搭台”。具体措施是五个“再砍”，再砍掉一批审批事项，再砍掉一批审批中介事项，再砍掉一批审批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再砍掉一批企业登记注册和办事的关卡，再砍掉一批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收费。
2016年，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指出，“烦苛管制必然导致停滞与贫困，简约治理则带来繁荣与富裕”，“‘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自我革命”，“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
没有这样的大环境和审慎包容，蚂蚁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价值。
当然，审慎包容不代表政府的不作为和放任。《南方周末》最近采访反垄断法起草者之一王晓晔，他说，“对于一个新东西，还没看懂就去执法，对经济发展不利。然而，近几年互联网发展，行业内限制竞争的问题越发明显，但仍未见到有关部门认真调查”。显然，创新监管不等于放弃监管，而是要扬弃不合时宜的旧监管，创设新监管。
我们正站在“十四五”和第二个一百年的新起点上。按照远景目标，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这些目标的达成，关键还是要靠发展，靠高质量发展，靠调动广大人民和创业者、企业家的能动性。靠更好地发挥中国的两种力量。管要管好，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
最近我在看荣毅仁先生的一些文献资料。我有点意外的是，以他的威信和邓小平的支持，在开拓中信事业的一段时间里，也遭遇过一些非议。
比如创办之初对于中信应该如何管理，他提出，“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公司内外都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种观点与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有人预言中信必定会失败。
中信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可以发行债券，这一构想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当中信拟在日本发行债券的报告呈送国务院之后，好几个部委表示明确反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还有一些美元储备，为什么要向国外举债？一家银行提出意见，说债券的利率要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荣毅仁分析道，低息贷款往往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而用发行债券的方法筹集资金，可以“贷比三家”。
在与相关领导、部委充分沟通后，中信发行债券终于在1982年1月被批准，通过日本野村证券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其中80%用于仪征化纤这一因资金匮乏差点下马的项目。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对于一些新生事物也存在不同的视角。如为了鼓励海外人士办合资企业，要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原草案有一条是“外方投资比例不得高于50%”。荣毅仁提出外方投资比例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建议可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这样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资本。该法1979年7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采纳了荣毅仁的提议。
我无意说所有新生事物一定都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新生事物本身也有自我超越的需要，其价值也必须经得起市场和社会的考验。但我们从心态和思维上，必须给新生事物足够的包容，特别是当新生事物出现某些问题时，切莫一下子回到旧的思维框架和路径依赖里。
创新是更为根本的进步力量。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尤需充分体认。
从世界经济史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失败，既可能是缺乏监管、混乱无序的失败，也可能是过度监管、禁锢活力的失败。
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一定是鼓励创业、鼓励创造、鼓励创新、鼓励竞争的成功。
加强监管，合理监管，让中国的互联网力量反躬自省，克服骄矜，走上谦卑、尊重、利他之道，回到更坚实的大地上，这是客观需要，也代表了社会中不少人积郁既久的心声。
但我们要防止把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巨头存在的一些问题夸大化、引申化，从而忽略互联网、数字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中国道路刚刚开始，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需要的不是让马云垂头丧气，而是让他从心底更深切和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时代，重新出发。我们也希望蚂蚁振作起来，把挫折变成励志的财富。现在是真正的考验期，考验初心，考验韧性，考验创新的价值。然后重建监管信任，再攀高峰。可能很远，但只要信，就不怕远。
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每天都有新的新闻。
蚂蚁之后的热门财经新闻，是永煤违约，华晨破产，“国企信仰”再动摇，信用债风险让投资者很受伤。
什么力量，是中国经济走向未来真正之所需？
什么价值，才能支撑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什么样的技术、信用和制度体系，才能让中国金融业真正去除非市场化、非法治化的隐患？
我们中国经济的成就，到底应该理解为国家主义的胜利，还是应该理解为国家帮助个体发展、政府助力市场发育的两种力量相结合的胜利？
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跳出蚂蚁个案，面对未来的更重要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