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文
学生时代我的三次实习
根据莫斯科航空学院的学习安排，50年代我们在五年学习期中也安排了三次实习，即三年级暑假的第一次实习，四年级暑假中的第二次实习，五年级上学期结束后即春节期间的寒假中的第三次实习。第一次实习是在热加工车间，第二次实习是在机械加工车间，第三次即毕业设计前的实习主要在设计科与总装车间及试车台。
在我们五年学习期中，保密一直是重点工作，实习去哪个厂，厂在何处是绝对不能跟亲朋好友透露半点的，而且在进到工厂前，我们也不知道到何处、何厂，不像现在。
我的第一次下厂实习
1953年暑假，我们进行第一次下厂实习，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学生下到对应的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不仅学校很重视，当时的航空工业领导单位与工厂也非常重视。当时除了三年级的学生，许多专业课的老师也与同学一起下厂，例如郑光华老师就是与我们一起下的工厂。
当我们背着背包（铺盖卷）上了火车时，还不知道火车将把我们送到何处，因为火车外面的牌子上写的是（北京-三粿树）。当时还真的不知道三棵树是在何处。第二天晚上到了哈尔滨，领队的老师让我们下车，下车后在车站前的广场等待工厂来车接我们。
昏昏沉沉的夜间只听到前后左右传来叽里呱啦的听不懂的外国话，真好像到了国外一样。过了一会，来了几辆卡车拉我们的行李，只见由卡车跳下来的人，每人腿上都套着白色裤套，一直由膝盖往下套在鞋子外面，令我们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当时美国在朝鲜战场施放细菌，加上工厂内一处建筑就是是日军侵华时的细菌战的研发基地，为了防止带病菌跳蚤窜到裤子里面，所以才套上白色套裤。但当我们进厂后，厂内工作人员没有穿戴那种裤套。当我们坐上工厂开来的苏式客车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到哈尔滨实习的。第二天厂里开了欢迎会（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才知道这是修理、生产活塞发动机的120厂。
我们班主要在热处理车间实习，有一天我们去参观工厂的锻造与铸造车间，这两个车间在工厂最里面，正当我们往这个车间走的途中，突然遇到同年级的飞机设计专业的同学（我们是三年级才分成发动机设计与飞机设计专业的，已经有两年时间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当时我们双方都非常吃惊，连招呼都不敢打，更不敢问，你们怎么也在这里？
后来才知道哈尔滨有二个航空工厂，即搞发动机的120厂，与搞飞机的122厂，两个厂的大门分别设在两条马路上，而两厂的最里面却是互相掺混的，这两个厂的锻、铸车间都设在这个掺混区内。估计当时飞机设计班的同学也是去参观122厂的锻、铸车间的，因此我们两个专业的同学，才碰到一起了。
至于火车站讲外语的人那么多，这是因为当时哈尔滨的白俄还是比较多。所谓的白俄，那是苏联成立时，许多俄国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逃到哈尔滨以及他们的后代。另外当时还有很多朝鲜人与日本人在哈尔滨，所以在火车站广场上听到的叽里呱啦都是这些人。1955年我再到哈尔滨实习时，日本人与朝鲜人基本上就见不到了，但白俄还是有，那时许多白俄做赶着四轮马车拉人拉货的马夫，我们在1955年还坐过一次这种马车。
在这次实习中，学校还组织我们到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厂。当时第一汽车厂刚刚建厂，是属于苏联援建的项目，当时非常有名。在下厂实习中，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这恐怕是有生的第一次。
我的第二次下厂实习
1954年暑假中，我们是先度过暑假然后回校参加下厂实习。暑假中我回到武汉父母家中，这是我四年大学生活中第二次回家过暑假的。
暑假结束的前两天，我乘火车返京，当年正是全国犯大水灾之际，火车离开汉口车站后，洪水已经漫过铁轨，火车只得低速行驶，出了武汉地区后，铁路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但是当火车开到邢台站时，站台宣布由于石家庄遭到洪水侵袭，火车不能再往前开了，乘客有两种选择，一是随此列车返回武汉，另一选择是下车待在火车站，等洪水退去后再乘下趟车去北京，我当然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回校后要立即离京下厂实习。
这样我就下了火车（下火车的人不太多，大部分乘客选择了随车返回武汉）待在站台上，当时邢台火车站非常简陋，候车室很小，而站台还没有顶棚。下车后我就在站台上坐在我带的行李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来了一趟列车，石家庄的洪水已经退了，于是我就上了这趟列车继续北上。
当列车走近石家庄车站时，还能看被水淹过的痕迹。回到学校休息一天后，我们就要乘火车去实习了。这时我们实习的领队（班党支部的领导）让我当实习班的生活干事，主要负责下厂与回校时买火车票的任务（实习的指导老师已先下厂，在厂做实习的安排工作），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是到湖南的株州实习，当时武汉长江大桥还没有，所以没有京广线的火车。
我们只能先到汉口，渡江到武昌后再买武昌到株洲的火车票。当时我父母的住地，是父亲工作的武汉卫生防疫站，该站就位于汉口火车站出口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出火车站走向轮渡码头必然经过防疫站的大门，这时就有了保密的问题，如果当路过大门附近时遇到熟人就麻烦了。
因此我只能夹在同学中间并用草帽挡住我的面孔，快速走过我家门口，好在没有碰到熟人。乘轮渡过了长江到了武昌火车站，我让同学们坐在车站候车室里，我排队去买到株洲的火车票（除领队外其他同学根本不知道我们将往何处）。上了南下的火车后，应该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株州。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傍晚时火车抵达岳阳，由于南面的洞庭湖涨水，淹没了铁路，火车不能继续前行了，到底什么时候洪水能退，火车站也无法回答。就这样我们十几个人下了火车在岳阳街道上去找住的地方，后来找到一所小学校，正值暑假，所以学校领导很同情我们的遭遇，让我们住在一间教室内，用孩子上课的桌子拼出小床。
由于保密原因，不能给学校老师讲我们是北航学生，是去株洲实习的，因此学校老师感到这群小伙子有点神秘，于是向派出所报了案。半夜时分，来了几位公安民警，查问我们的情况，领队这才向民警说明了真相，我们才能安稳地待在这个小学里。
第三天下午突然传来了火车站将用小火轮将滞留的旅客转运到长沙，于是我们匆匆地捆好行李向火车站跑去，挤上了小火轮（一种载客量不多的有动力的小船），小火轮在黑夜中行进了大半夜（速度低）凌晨到了长沙，我们又背了行李冒着小雨赶到火车站，搭乘了早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到了株州后，我们让同学下车坐到候车室等候。
同学们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实习地。由于洪水影响了列车的运行时间，带实习的老师不知道我们何时能到株洲，所以没有来车站接我们。这时主要任务是尽快找到工厂，找到老师。我与领队两人打着雨伞去找331厂（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是到331厂实习），让同学们坐在候车室等待。因为保密原因，不能随便找人问331厂在哪里，好在走了不远看到株州市委办公大楼。我们两人找到传达室，他们告诉我们如何去331厂的道路，好在那时株州还比较小。道路并不多也不复杂，这样我们两人沿着他们告诉的走法走向331厂，走了近一个小时，到了工厂，几经周折才找到带找我们实习的老师，最后由他们向厂里要了汽车，到火车站去接了同学。
就这样经过了一生难忘的下厂实习经历。实习期结束后京汉线受洪水影响仍不能正常运行，所以我们只能乘火车先到南昌，转乘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返回北京。火车到上海后，我排队买火车票，其他同学乘坐有轨电车到南京路穷游览。同样由于保密原因，我们队伍中有位同学是上海人，因此让他在候车室看护同学的行李，不让他离开车站，避免遇到熟人。就这样我们在开学前安全返回北京。
在这次实习中,还有一件事说明当时北航对学生的出身状态非常注意。就在我们离京前在宿舍捆行李的时候，睡在我上铺的何某某也在打行李，忽然房门被打开了，让何某某出去谈话，过一会他回到宿舍，将快捆好的行李卷打开，重新铺在床上。
原来他被告知由于出身（大地主）问题，他不适合在北航继续学习了。实际上他的亲叔叔是何长工，当年与毛主席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的老革命，由于闹革命全家都被国民党惨杀。就是这位老革命（当时任重工业部部长，后来任石油部部长）的亲侄儿也被淘汰，说明当时对学生的出身问题实在是严。后来何某某在他叔叔的安排下转到石油学院工作。
我的第三次下厂实习
1955年初春节过后我们去哈尔滨120厂进行第三次也是毕业设计前的实习，我们四个学生由王绍曾老教授带着，下厂后主要是在设计科实习，同时还参观了总装车间与试车台。在设计科实习时，我指导老师是设计科科长王修瑞老师（后来为120厂总设计师，我们师生关系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我们还在微信上有联系）。
王绍曾教授原来安排是一直待在厂里领导我们的实习，但是到厂不到两周由于高血压不得不先期离厂回京养病，我们实习结束后回校时王先生还在家中养病。王先生回校后，我们只能自己管自己了。当时我在王修瑞科长的指导下，对阿斯82发动机（活塞式发动机）的螺旋桨桨轴套齿根部裂纹进行研究分析，这也是我一生第一次进行故障分析的工作。在王科长的指导下，首先统计由于裂纹而报废的桨轴，然后对这些故障件裂纹的特点进行统计分析。
最后发现裂纹基本是由于套齿根部在转角处加工成尖角，引起应力集中，在工作中承受疲劳载荷而产生裂纹的。在参考了材料力学教科书中有关应力集中的论述后，我提出了修复这些报废桨轴的意见，即在转角处开一个浅槽，将裂纹处切掉，并增大过渡处的圆角半径。
在结束实习前，完成了分析报告，得到王科长及设计科有关人士的肯定，认为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报告。我自己也感到通过这项工作初步锻炼了我处理技术问题的能力。
实习结束后，我们四个同学和当时在工厂实习的工艺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及两位技术员一起乘车返回北京。由于我们实习的人数较少，我们离厂（平房）到哈尔滨市时工厂没有派车送我们，是自己背着行李搭乘公共汽车前往哈尔滨市的，下了公共汽车后，我们七个人搭了一辆当时哈尔滨还多见的、由白俄人驱驶的四轮马车到哈尔滨火车站的，乘坐这种马车是我生平中唯一的一次，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三次下厂实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十几年，但许多事情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因此写下来，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