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升学择校局：作为国内最大的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2020》终于在外界的欢呼声中落下了帷幕，来自金华东阳、李健战队的热门选手单依纯以近乎碾压的姿态登上冠军宝座，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位姑娘来自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位被误读的该系著名教师。
最真实的庞龙
一踏进庞龙在北京的家，整洁而有序。平时庞龙驻扎在杭州，偶尔来北京排练录音，家里的“人气”还很浓，不像是许久未住过人的。客厅的架子上放着许多小摆件，像是庞龙这几年出国旅行所得。简单的木质方桌上早已放好了一杯热茶，庞龙在一旁摆弄着新买的吉他。
“消失”在公众视野的这几年，庞龙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还是我们十年前在电视上看见的那个模样，戴着一副普普通通的眼镜，甚至连发型也没变。就这样坐在我面前的庞龙实在无法和“明星”一词联系起来。
随意的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先发制人”：“你想问些什么呀？如果是“两只蝴蝶”，我没什么可说的。”庞龙对《两只蝴蝶》时期事情的敏感并不让我感到意外，不过令人更加好奇的是近些年来他都在做些什么。
“并不热爱音乐”
庞龙从小在阜新的矿区长大，全家六口人都跟着在矿上工作的父亲生活。庞龙初中毕业之后，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这才开始唱歌。“我那时并不热爱音乐，只是发现能挣钱才去唱歌的。”庞龙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一时不知该怎么接下去。少时打拼的经历他已不愿意细说，更不愿将这段经历形容的多么悲惨，只是浅浅的几句话带过。
1988年，庞龙还在上学，为了赚钱他白天上课晚上去夜场唱歌。“我们是四线城市，最初唱一场只有3块钱。到了1990年之后才慢慢好起来。”说这话时，庞龙的神情轻松。具体的故事没有多问，只能从其他地方得知。
19岁时，庞龙的父亲肺癌去世，全家人断了生活来源。毕业之后，庞龙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在矿区当起了一名电工。而那个养活了当地十几万人的矿区如今已近废弃，在卫星上还能看得到地球被挖了一个大坑。庞龙早年间在一次采访中聊起自己家乡的故事，没有什么关于时代的抱怨，也不在乎儿时的清苦，反而十分感激那个地方养育了自己。
之后庞龙就在夜场唱歌为生，一唱就是16年。“酒吧、夜总会、歌舞厅，大大小小的场子我都跑过。”庞龙觉得夜场很能锻炼人。
庞龙在1998年演唱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歌曲《老了》，那时候的他其实只有27岁。聊起这首歌，庞龙顺手拿出电脑给我试听。
“那时候就是叛逆啊。二十七八岁正是人生迷茫的时候，所以才有了这首歌。”
生存，说白了更像一种挣扎。
执着，其实只是没有办法。
理想，我也差点儿忘记了
”
庞龙不断地重复着这几句歌词，好像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几句简简单单又质朴的歌词就能看出庞龙当年的处境和对生活与理想的迷惘。
“我要感谢唱片公司培养了我”
大学毕业后，庞龙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签约唱片公司，2000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人生三部曲》，收录了这首《老了》。庞龙的第一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一个年轻人极为自我的心绪与叛逆，也让他赔的血本无归。
这张庞龙卖了一套房才制作出的专辑即使放到现在大概也没有多少人听过，直到2013年，一位大排档歌手在快男上翻唱了这首歌才小火了一阵儿。庞龙每次上采访谈及这段往事时也是笑嘻嘻的，尽管那时的庞龙卖了自己唯一的房子又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看不到未来的他已经接近精神崩溃。
之后，为了平衡和唱片公司的关系以及维持自己的收入来源，庞龙采取了一种方式：在每张专辑里都放一两首可以大火的歌儿，然后其他放自己想做的音乐。按庞龙自己的话就是“放点俗的，再放点自己喜欢的。”果不其然，《两只蝴蝶》和《你是我的玫瑰花》红遍了大街小巷，即使当年不怎么听音乐的人也一定听过这两首歌。
”如果一意孤行只做自己想做的，那未免太自私了。“庞龙回看自己的选择，也不曾后悔。
有传言《两只蝴蝶》让庞龙赚了2.4个亿，这当然只是个笑话。不过即使在实体专辑下滑、歌曲版权最为混乱的那个年代，庞龙的专辑依旧卖了几百万。出品方鸟人音乐和发行方华谊兄弟音乐公司都因此而大赚了一笔。庞龙凭借《两只蝴蝶》所得到的钱也仅仅是很小的部分。“我要感谢唱片公司培养了我。”至今庞龙仍然感谢当年的唱片公司。
严厉的庞教授
“我可是在编的老师，有五险一金的。”很多人不认为一个明星真的能去学校教课，而庞龙则亲自推翻了这一传言。“我是副教授，评职称要写论文的。”庞龙当老师当得很开心，即使他一个月拿的工资可能还不够他来回北京的路费。
庞龙调到浙江音乐学院的时候，专门在学校半径五公里内的山上买了一套房子，每天走着上下班。庞龙用手在桌子上比划着自己买房时的选择范围，甚至还说自己用了计步器。他的第十二张专辑《走着唱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写出来的。
六点半起床，七点多上班，在学校解决早饭和午饭，上午练琴、听音乐，下午上课，晚上回家弹琴、看书、看电影，十点半睡觉；几乎不怎么进市中心，也不爱开车；偶尔去外地演出和录专辑构成了庞龙近些年来的所有生活。因为“不怎么花钱”，庞龙时常在学生放寒暑假时任性地推掉几场商演跑去国外旅居，惹得经纪人抱怨。
在学校里，庞龙是一位严师。“学生看见我会害怕我。”今年，庞龙还开放了自己的研究生名额。
庞龙其实一直很爱惜人才，看见学生里有好苗子绝不吝啬地在我面前夸奖。“给你听我大二的学生写的歌。”说着，他就放了起来。一段青春的旋律就在耳旁响起，歌曲一点儿都不“庞龙”。
据说这位学生还是学校里的小名人，作为某通讯公司的校园形象大使，海报贴满了杭州的各大校园。庞龙还专门找出了海报的图片给我看，满脸的骄傲。几天之后，我在庞龙的朋友圈又一次看到了这些海报。
今年，庞龙还亲自当导演拍了一支MV，在浙江音乐学院取景，由学生们参与演出。
谈及到大学教书的理由，庞龙解释道：“在我教学生时候，我以前老师教给我演唱的很多方法我自己一直在复习。”
教课之外，学校里浓厚的音乐氛围也让庞龙的业务能力得到了提升。几乎每天学校里都会有音乐会：民乐的、流行的、古典的。当然还有行业内各种大师来做讲座。没事儿的时候，庞龙还经常和管弦系的老师一起探讨音乐。这让庞龙对古典音乐越来越感兴趣，并且把管弦乐也应用在专辑里。
“我去录节目都不假唱。”庞龙为了保持自己的唱歌水平，在上课前后经常一个人自己练歌。“不说当老师有多高尚，但我自己认为我得到的比付出的多。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很多孩子的成长。”庞龙并不在意自己的学生到底有没有出名、成为明星，“这并不是我认为的成功，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庞龙希望自己的学生从学校能学到职业的东西，并在慢慢积累和沉淀后写出好的作品。身为庞龙的学生可以享受到很多特别的待遇，“比如演出经验、录制唱片时的注意事项、如何解决各方纠纷以及在演艺圈如何做人。”
“我不是艺术家”
虽然在大众的视野里庞龙好像消失了，但其实他在音乐的路上一直没停下来。“不发专辑的话我自己都不习惯。”至今为止，庞龙已经发行了12张个人专辑，每张专辑里都有十几首作品。
庞龙称自己仅仅是一个“唱歌的人，只是有一点儿创作才能而已。”因为术业有专攻，创作团队的培养非常重要。“差不多每两年会换一次团队。”团队里现在注入了很多80后、90后的新鲜血液。在庞龙的专辑制作名单里，我们还能经常看到汪峰的御用制作人贾轶男和《中国新歌声》音乐总监刘卓的名字，他们和庞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两年庞龙的音乐有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我在蓝色海上飘》专辑中与交响乐团的合作并远赴英国制作。说着庞龙就让助理立马拿来了这张专辑，并且给我试听。
庞龙经常在假期出国旅居，最近他就去了因音乐而闻名的莱比锡。著名的西方近代音乐之父巴赫就在莱比锡度过了最后的27年时光，而巴赫工作过的圣多马讲堂门口也是演奏圣地。庞龙经常在教堂门口呆一下午，看着乐队演完一拨又来一拨。“在莱比锡，你千万别说自己会拉小提琴。”
虽然对各类音乐家都十分的欣赏，但是庞龙坦诚的说：“我不是艺术家，也成不了艺术家，但我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音乐需求。”庞龙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从来不过度操心工作上的事情，一切都交给公司打理。就连这次出黑胶合辑，他也是一问三不知。“总之我都交给唱片公司了。”似乎他更愿意上心学校的事情。
9月底，庞龙在西安连开三场小型音乐会，这才回北京排练。他曾在西安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是他事业的低谷期，《两只蝴蝶》的初版也诞生于此。说到演出，庞龙又语出惊人“我有上台恐惧症。”只要上台前，庞龙就紧张的不和任何人交流。“但是一下台就好了。”即使已经唱了很多年的歌，庞龙表示还是更愿意待在幕后工作。
庞龙是个健谈的人，没什么架子，和他的对话异常轻松，甚至滔滔不绝。临别时，庞龙说“聊了一下午，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呀。”
您对市场是有一个预判吗？
庞龙：对，我一点不忌讳这一点。我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一首稍微火一点的歌出来保持我的市场价值，但是这个市场价值我又不想把它做得特别大，够花就行。
比如一年我做唱片花了100多万，那我得能挣出100多万。2015年我做《我们在蓝色海上飘》那张专辑的时候就比较肆意妄为了，就是整张没有快歌，全是慢歌。然后我觉得这张肯定也不能火，就发了一张发烧碟就放那了，然后我也无所谓，反正我赔得起。
再转过来，我的团队就跟我说，咱们得做一个稍微市场一点的吧，然后就做了《走着唱着》。
很多人说庞龙怎么商业了，我也不太在乎他们评价我，就是你愿意怎么评价怎么评价，反正我自己唱的挺高兴。
为什么这次会想到要发行《青春告别诗》这张黑胶呢？
庞龙：因为我上一张专辑也是星外星发行，所以这次他们又找到我说要发行黑胶。我觉得挺好的，对自己也是一种纪念，就答应了。我自己也没有黑胶机呢，这次准备买一台。所有的歌曲都是发行方挑选的，都是慢歌。
最近比较喜欢听哪些音乐人的歌（国内）？
庞龙：钟立风、周云蓬、陈鸿宇。
本文来源：音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