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先生的突然离世，对当时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岸关系瞬间降为冰点！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蒋经国死后，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蒋经国的反应敏锐而谨慎。在当时“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占据主流的政策环境下，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后来的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政策，为缓和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同在1979年元旦，一月下旬，邓小平访问美国，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提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邓小平访美的第二年，即1980年1月，他提出中共在19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可见，在某种程度排除美国的干扰因素，而台湾由蒋经国当政的情势下，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充满希望。
邓小平与蒋经国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有过一段同学情谊。1926年，22岁的邓小平从法国到苏联，与16岁的蒋经国成为同学。两人常到莫斯科河边散步。邓小平还为蒋经国主办的墙报写稿，讲授自己在巴黎的经历。有意思的是，身为国民党的蒋经国，还经常站在邓小平一边，跟国民党右派辩论。
面对大陆的和平统一呼吁，蒋经国也悄然改变对大陆的政策。1981年，国民党召开十二大。在会上，蒋经国提出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取代了过去反攻大陆的口号。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高调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曾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新香港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沈诚应邀与会。时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共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实现和平统一，这个谈话被称之为“叶九条”。人回大陆和故乡看看，称“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沈诚熟知蒋经国的态度，暗示当时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毕竟台北气候不是很稳定。
不过，沈诚此行也应蒋经国的托付，到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那边拍摄了父亲蒋介石故居以及祖坟保护情况，得知自己家的祖坟完好，蒋经国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1982年，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邓小平了解到情况，即指示与蒋家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晓以大义，陈以厉害， 动以感情。”
1983年，两岸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开始有了接触和联系。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邓小平说他担心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有部分势力想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还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这个口信。毕竟之前国共之间的隔阂比较深刻，蒋经国还是婉拒了邓小平的提议。
到了1986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蒋经国决定考虑与大陆接触。于是，沈诚受命拟出“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建议备忘录，并于当年8月交给大陆。1987年3月，大陆邀请沈诚到北京会谈。
这一次会谈是为之后的谈判设定一个规则，通过沈诚的这次提前会谈，台湾的蒋经国同意以“两党对等，中央层次”的模式进行国共谈判。
中共中央随即致信蒋经国，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跟沈诚说了岛内的情况，说岛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与大陆接触，还说台湾人民不赞成。此时的蒋经国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他还是说道，“以后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接到密信不久，蒋经国就取消了在台湾实施38年之久的戒严。
当时，糟糕的身体状况和台湾岛内蠢蠢欲动的台独势力，也敦促蒋经国及早决断。邓小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断请人代话，希望他能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眼，“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
1987年9月，沈诚去看望蒋经国，蒋经国跟沈诚说了宋美龄的态度，宋美龄是要求三思一下，但是也没有过多干预，这一次，蒋经国还向沈诚透露正在考虑赴大陆与中共中央谈判的人选。可以说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的愿望就在眼前了。可是，就在国民党即将派出谈判代表时，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突然病逝，国共第三次谈判的设想因此落空。
蒋经国突然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邓小平深感痛心，他说道：“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蒋经国逝世后，他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个潜藏的台独分子。而之前一直跟大陆通信的沈诚则受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传唤，并收押于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指控罪名有“来台为匪统战，意图颠覆政府”等，1989年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为无罪。
实际上，邓小平的设想是对的。他与蒋经国有私交，两人同是苏联时期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对与老同学蒋经国携手完成中国统一抱有很大信心。蒋经国逝世时才78岁，如果蒋经国能多活几年，以他的身份和能力，两岸问题或许早就解决了。
补充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适应两岸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迅速增长的需要，两岸相继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作为授权处理两岸协商事务的民间法人机构。1992年10月，两会经过商谈与函件往来，达成 “九二共识”。1993年4月27日，在新加坡，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京城四少王雨老爹，李钰，陈紫函，蒋欣，黄奕，赵薇前男友，正宗富二代）和海基会会长辜振甫首度会面，执手一握，跨越了海峡两岸38年的隔绝，结束了两岸不谈判、不接触的历史。会上圆满达成了四项协议，并建立了两会定期之制度化协商机制。“汪辜一小步”，两岸关系由此迈出历史性和解的“一大步”。
可以说当时两岸关系已经火热到快要控制不住的程度，亲身经历，90年代初，我的三姥爷回大陆探亲，几年间往返了十几次，比马英九执政期间还松的多。
然而，两天前病死的李登辉，正是这一逆转的主导者，蒋经国死后，他在台湾省内大力鼓吹台独势力，甚至公开谄媚日本政府，俨然一副汉奸的嘴脸。1999年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非常直白地说“台湾的国际地位必须明确化，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或者台湾的中华民国要实质化，这是当务之急”。而且公然提出要把中国大陆划分成七个小块，变成七个小中国，这就是著名的“七块论”，其实就是一种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