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6、70年代，中国战斗机设计师中的导弹派们先后被分配进歼9项目组；随后整个歼9项目组都被借着大三线战备建设的名义，从沈阳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并成为今天研制出歼10、枭龙、歼20的611研究所前身。虽然身份和体制在变迁，但是以宋文骢院士为首的导弹派们却没有失去初衷。
图：一些歼九的风洞模型
即使是在因为涡扇六发动机等因素几乎看不到歼9项目研制成功希望、也看不到自己下一个重大项目机会在哪里的时候，611所仍然在不断的探讨超视距作战的理论和发展方向。从1975年初开始，611所牵头607、612、613、西工大等单位连续召开了五次研究讨论，并联系空军找到有经验的飞行员进行合作协同，在地面进行拦射武器系统的动态模拟试验。
这段研究在今天看来虽然水平粗浅，理论漏洞太多，而且并没有形成实际的装备成果，但它宣告着中国对于超视距空战的发展，从设计师们懵懵懂懂的定性推测和猜想正式转变成了严谨化的科学工程研究，是整个中国超视距作战理论体系的真正开端，也成就了后来611在歼10方案竞争中获胜的核心优势。
在八十年代初的第三代战斗机选型中，三机部（今天中航的前身）和空军原本内定了601所的歼13方案。这个方案延续了当年歼八机炮派的一贯作风，技术应用和功能设计保守；因此包括电传飞控、放宽静稳定、超视距作战能力等设计或者功能一概欠奉。
图：歼13的第二轮方案模型，也就是和现在歼10最后竞争的方案
国防科工委（国务院下属部门）对此极为恼火，安插了611所半途插入选型会议发言。事实上用当时国防科工委飞机局局长杨易正的话来说，他们早就计划要把成都的611所建设成“中国的达索”。为何是法国的达索？主要是因为法国和中国航空有很类似的大背景，中国在与法国密切的军事交流（比如谈判引进幻影2000）中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法国当时发动机水平也不好，材料技术在欧洲不算一流；但法国极其善于从总体规划和设计细节上优化总体性能，而且对于空战理论探索极富前瞻性——高瞬间盘旋、高滚转能力的敏捷型战斗机开发，以及超视距导弹和近距格斗导弹合一，法国都比美国早很多。
这些先进思想的传入，对于当时611所等一直没有实际机会在实际型号、飞行对抗甚至是实战中验证自己猜想和理论的单位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
宋文骢并没有辜负国防科工委的期待，他在竞争会议上抛出的不仅是一套新型的鸭式飞机方案；更是一整套扬长避短、针对国内发动机水平不佳，材料工艺落后，电子设备体积重量大的被动现实，如何尽可能利用能量机动理论和飞机敏捷性来设计、发挥优势区性能，并将视距内空战与超视距空战紧密结合起来的空战理论体系。
在差距早已超越方案性能和功能本身，又有国防科工委背后力促的情况下，611所戏剧性的实现了半路杀出翻盘的逆转。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赢得竞争的不是歼10，而是歼13方案，中国的自主战斗机研发进步至少要被拖慢二十年以上；而歼20这样的飞机何时才能设计出来？那真是谁也讲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