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读门罗后来的小说（<亲爱的生活>和<逃离>）才读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的。我记得这本书是在颐堤港的页一堂买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页一堂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架子上的书一下子少了许多。书店仿佛是一个颓唐、落寞的人，从前曾经无限风光，而今却是失意和苟延残喘的。
门罗的小说写得真好啊。冥冥之中，我们有些东西是共通的，这样的感觉和体验，我只在很少的几个人那里遇见过。十五个故事一共花了十五年才完成，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可以发生很大的转变。比如说结婚、生小孩、离婚、失业、生病，以及经历亲友的死亡。
小说快读完时，我在九四年的《巴黎评论》读到一篇门罗的访谈。那时门罗已经六十三岁，住在安大略的克林顿镇。我从中知道了《快乐影子之舞》的创作历程，知道她写<感谢让我们搭车>时是二十二岁，那时候她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躺在她写作的桌子旁的摇篮里；而<快乐影子之舞><乌得勒支的宁静>及<重重想象>则是三十岁以后才写的。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呢？我想或许那时候的我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正在努力地对抗生活。可能我们更愿意承认我们是在对抗命运，试图摆脱一两个长久以来将我们深深困在其中的困境。而想要摆脱这些困境，无疑是需要运气和勇气的。
这些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乌得勒支的宁静>和<男孩和女孩>。两个故事都带有自传色彩，<乌得勒支的宁静>和后来的<亲爱的生活>一样，都写到了门罗的母亲。那是一个受病痛折磨、倔强、“哥特式”的女人，门罗可能一生都在逃离她那巨大的阴影。小说中，照顾晚年的母亲的是“我”的姐姐麦迪，一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子。麦迪的未婚很难不让人想到是因为这十年来，她需要照看生病的母亲。是啊，如果不是由她来照顾母亲，又能有谁愿意或能做这件事呢？毕竟“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彻底离开了朱比利这座小镇。
“我”最终还是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一切都由麦迪一手操办。姨妈们也来帮忙了。一直要到葬礼结束以后，“我”才回到朱比利。“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去。孩子们对传说中的外婆的家，也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感到失望。的确，那不过是一个无比平凡，甚至让人觉得枯燥的小镇，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振奋的。小说里有一幕写得格外动人：
“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的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姐姐麦迪终于坦言她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没法再这么过了”，她说。她会走的，有一天她也会离开朱比利的，她这么想。但是，可悲的是她最终却发现她做不到。“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海伦？为什么我做不到？”她问。这样可怕的困境，那些个似乎我们注定永远都无法超越、摆脱的东西，仿若梦魇一般，任凭我们苦苦挣扎，它们还是在那里对我们龇牙咧嘴。
而<男孩和女孩>中的那个女孩“我”试图摆脱的则是自己作为女孩的身份（角色）。在那些年月里，“我”以为自己和男孩一样，完全可以帮着父亲耙草、清理水罐和推沉重的水桶车，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妥当。弟弟莱尔德还那么小，当然无法胜任这些工作。只有“我”才可以胜任，尽管我“只是个小姑娘”。
然而，“我”最终却发现自己真的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只是个女孩子”。而母亲在这里扮演的竟是一个破坏者的角色。她希望我像一个女孩子，不用力甩门，坐下时双膝并拢，还有，只关心女孩子应该关心的事情。
而“我”对这一切一直是以一种骑士般的姿态去对抗的。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起意外事件。“我们”的马因为要逃离被宰杀的命运而冲出了院子。在关键的时刻，“我”并没有像那些男人、男孩一样，企图阻止它，而是就这样让大门敞开着，让它奔向公路。
面对大家的责备时，“我”哭了。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并没有反驳父亲的话，连尝试找理由反驳都没有。“也许这是真的”，“我”想。“我”现在知道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继续对抗，以另一种方式深沉而绝望地对抗。为什么不呢？而说实话，承认这一点又有什么？ | 林雪虹
文章亦发布在公众号“咖啡香烟”（Coffee_Cigarettes）上。图片为作家艾丽丝·门罗，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