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吃饭、睡觉、工作，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对于毛主席来说，这些事情也是每天需要做的。毛主席一生艰苦朴素，在生活起居方面素以简单随便著称。但是毛主席亚自己的生活爱好，比如喜欢吃辣，喜欢抽烟等等，对于“睡觉”这件事，毛主席便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讲究”。
香山双清别墅发生的“木板床风波”（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起初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他第一次走进卧室，看到是一张弹簧床，对身边人员发了一通脾气。
其实，这间卧室摆设十分简单，除了几张凳子、一张书桌、一张床外并无多余的东西。室内唯一显得豪华气派的家具就是这张弹簧床。这是以前的主人留下的，卫士布置房间时并未动过。卫士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床，他们觉得这个床要比毛泽东在农村时睡的任何一张床都要高级。现在解放了，有了些条件，让毛泽东睡得舒服一些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床让毛主席特别生气，声音很高地对工作人员说：“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他指示卫士赶忙撤走弹簧床。
毛泽东发火让身边人都非常紧张。但是双清别墅并没有木板床，他以前睡的木板床又没有带过来。
于是卫士武象廷便劝毛主席说管理科的同志正在弄木板床，只是马上换来不及，最快要到明天。
正在伏案工作的毛泽东听了这话，头也不抬说：“弄了木板床来了我再睡。”显然是来了牛脾气，如果没有弄来木板床，他是不会休息的了。
事情最后闹到管理科那儿，管理科马上请木匠，紧锣密鼓地为毛泽东赶制了一张大木板床。毛泽东见了，感到非常满意。这张床后来荣幸地随毛泽东进了中南海。）
使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了毛主席不愿改变睡木板床的习惯和原因。
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苏联方面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盛情和尊敬，特意安排了豪华别墅，其中为毛主席准备了一张高级弹簧床。一走进这间房，毛主席便看到了这张床。他伸手按了按床，又看了看床上那套高级被褥，皱着眉头说：“我睡不了这种床，把我用的东西和书拿来。”毛泽东说完又使劲按了按床上的鸭绒枕头，风趣地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卫士在一旁插话说：“主席，我们把垫子掀了，铺上块木板就行了。”毛泽东听罢连连点头，但嘱咐说：“不能去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卫士说：“我们可以请咱们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毛主席表示同意。
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以后，连忙找人制作了一块新的木板，派人送到了毛主席住的别墅。于是，大家一起将苏方准备的被褥、弹簧床垫撤掉，换上了木板和毛主席自带的旧褥子、白床单、灰毯子、毛巾被、荞麦皮枕头等。
中国同志的做法让苏联方面的服务员看到了，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是自己招待不周，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很是难过和害怕。后来，经过翻译师哲的解释才使她们解除了误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到国内各地去考察，几乎每到一地，毛泽东都碰到过“床铺问题”。因为地方政府负责接待的人员，开始并不知道毛泽东有睡木板床的习惯，往往竭尽所能为毛主席提供最好的床铺。有一年，毛泽东参加广州会议后到武汉，湖北省委在东湖安排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张最高级的弹簧床。毛泽东住下后不声不响，卫士们也感到颇为奇怪。第二天，人们推开房门一瞧，吓了一大跳。原来毛泽东竟然通宵睡在地板上！
毛泽东对卧具的要求实际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他只要一张既能睡人、又能放书的大木板床。每次外出，他都是自带卧具，除了木板床不能自带外，其余的一切卧具，他都是随身带着。地方同志见到这一情景，都感动得要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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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访苏，斯大林告了一状：你手下有个人很牛啊，瞧不起苏联人
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在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一次谈话中，斯大林突然向毛主席提到了一个人。“你们东北有个叫黄逸峰的人，你可晓得？”毛主席回答不晓得。斯大林说：“噢，这位黄逸峰可牛啦，连苏联人都瞧不起……”这位黄逸峰到底是何许人，以至于斯大林要向毛主席告状呢？
黄逸峰，又名黄承镜，1906年7月生于江苏东台，先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公学 、复旦大学商学院等，1925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同年8月加入共青团，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8月，黄逸峰考入暨南商科大学就读，同时任校共青团支部书记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等职务，成为上海大学生中的带头人。
东台黄逸峰故居
1927年3月21日，黄逸峰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作为闸北区委委员并兼任区人民代表会主席和国民党区党部常务委员，率领全闸北区的群众队伍和少量武装纠察队，在后面为前方战斗的武装纠察队提供保障，并随时准备接受缴获的武器用以武装徒手的工人纠察队作为后备力量。
战斗打响后，黄逸峰在宝山路和青云路一带执行任务。没过多久，闸北区委的交通员通知他立刻到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去接受重要任务。总指挥部位于闸北宝山路横滨桥南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在这里，黄逸峰第一次见到了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同志。
在黄逸峰的回忆里，周恩来当时身穿灰色棉袍，西装裤子，脚穿一双黑皮鞋，脖子上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他当时正在看地图，听到黄逸峰进入办公室，立即回转身来看着黄逸峰。周恩来随即向黄逸峰布置了任务：起义军刚攻占了第五区警察署，为了便于指挥北站的战斗，决定在第五区警察署设前线指挥所，因为黄逸峰对闸北情况熟悉，希望由他担任联络员。黄逸峰立刻表示同意，从此随时向周恩来报告前方的敌情，并跟随周恩来到前线视察。
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
上海北站是北洋军阀部队的最后堡垒，北站守军人数多、火力猛。北站的屋顶上有重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还停有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配有两门迫击炮。
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周恩来作了周密的部署，决定从虬江路到北站间作三道防御工事，逐步接近包围敌人。黄昏后，白俄雇佣军的迫击炮和北河南路口的重机枪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居民里弄着火。周恩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击，立即亲临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奋力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有秩序地转移，另一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果然，敌人乘起义军组织救火之机，冲击起义军的工事，发动进攻。起义军被迫后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亲自在前线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纠察队向敌人猛烈反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火灾也被扑灭了。
老上海北站，现为上海铁路博物馆
第二天，周恩来到前沿检查工事，居民纷纷献出家中的桌椅、木头和麻袋，给起义队伍加强工事。周恩来又同起义战士们一起扛木头修工事，突然间，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立即卧倒，炮弹爆炸后溅得周恩来满身泥灰，但他毫不在意，从容地掸去身上的泥沙，继续帮助整修工事。
一个起义战士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对他说：“周总指挥，这里是前线，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周恩来笑着说:“当指挥员的怎么能不来？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起义战士们听了都感动不已，翘起大拇指说:“周总指挥真是身先士卒的英雄。” 黄逸峰当时在旁边听后，深受教育，更增强了战斗的勇气。
下午17时，起义军向上海北站发起总攻。敌方总指挥早已逃跑，守军中的白俄雇佣军也已经化装逃入租界，剩下的人无心恋战，在起义军雷霆万钧的攻势下，很快举起白旗投降了。随着红旗插上北站屋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大获全胜。
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1日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驻地工作的周恩来，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形势已万分紧张，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前往，认定这是一个圈套。但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即便危机四伏，他毅然决定前往。周恩来等人一来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师司令部，就被扣留了。2017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建军大业》对这一幕做了戏剧化的再现。
《建军大业》剧照
4月12日凌晨，江浙区委罗亦农同志得知周恩来被扣留后，马上给黄逸峰打电话，告诉他恩来同志被扣留了，让他立刻找人营救。黄逸峰此时正在宝山路十号的机关指挥工人纠察队，他马上把手头的工作交给其他人，揣了把手枪直奔二十六路军党代表赵舒家中。赵舒拥护国共合作，是国民党左派，一直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而且和周恩来的公私关系都很好。
赵舒得知周恩来被扣留后，立刻与黄逸峰一起赶往第二师司令部。黄逸峰一进门，就看见屋子里的桌椅板凳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碎了一地。周恩来义正辞严地对着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恩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
赵舒把斯烈叫到另外一个房间，说了好一阵悄悄话。黄逸峰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边。经过赵舒的劝说，斯烈改变了主意，向周恩来表示事情“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它意思”，多次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终于，被蒋介石密令扣留的周恩来，得以从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二师司令部救出。就在周恩来脱险后的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专门接见并赞扬了黄逸峰。(赵舒抗战中曾组织浙东人民抗日自卫军，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8年去世。)
1927年夏，黄逸峰受中共江苏省委的委派，化名黄国材，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因叛徒出卖，刚刚工作一个多月即被捕，入狱两个月后，赶上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被保释出狱。
同年10月下旬，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农委外埠工作部秘书长的黄逸峰，根据省委指示，回家乡东台帮助创建中共东台县委，开辟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3月下旬，黄逸峰再度回东台巡视工作，并帮助组织农民暴动，不幸再次被捕。
这一次被捕的有三位同志，从东台押解到南京途中，路过镇江。黄逸峰在此巧遇两位在镇江县政府工作的熟人，这两人帮忙销毁了暴动的证据材料。三个人押解到南京后，由于事先已经统一口径，又没有证据；黄逸峰的父亲也变卖了全部家产，由黄逸峰的大哥携款前来营救，当时在法院任书记官的史良(解放后担任首任司法部部长)又从中帮忙。因此，另外两人无罪释放，而黄逸峰被以其他的罪名判刑十个月。
黄逸峰出狱后，因为一些原因，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他先是在泰国、新加坡教了几年书，由于思想左倾，被遣送出境。1934年，他回到上海，到处寻找党的关系，都未成功。之后，黄逸峰又进入铁路局工作，由于组织广大青年宣传抗日救亡，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后来不得已离开了。
民国时期的上海
接下来由朋友介绍，黄逸峰到沪江大学担任了会计学教授。1937年春天，他又被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聘为教授兼教务主任。与此同时，黄逸峰参与组织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担任组织部长和常务委员。抗战爆发后，黄逸峰去广西大学担任会计学教授，但他一心想的还是重返抗日前线。
1938年底，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由蒋介石兼，实际负责的是副主任李济深。黄逸峰经人推荐给李济深，两人谈得相当投机，李济深当即任命他为少将设计委员。1939年初，战地党政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各地成立分会。黄逸峰主动要求回老家苏北敌后，蒋介石对此大为赞赏，又提升他为鲁苏地区战地分会中将委员。
当时国民党在苏北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有三股，韩德勤部、李明扬部、陈泰运部。黄逸峰利用中将委员这块招牌，来苏北不到一年，就打开了局面，与李明扬、陈泰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韩德勤对黄逸峰表面上很客气，虽然关系不太好，但也不敢得罪他。黄逸峰仔细评估了当时的苏北形势，独立搞一支武装不现实。但可以利用韩德勤与李明扬、陈泰运的矛盾，为新四军打开苏北局面出力。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40年4月，黄逸峰以向总部汇报工作的名义回到重庆。他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叶剑英的接见。黄逸峰向叶剑英汇报了苏北情况，提供了关于国民党苏北部队的秘密情报，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叶剑英告诉黄逸峰，陈毅打来电报，对他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叶剑英要黄逸峰立即返回苏北，以中将委员的身份做苏北地区国民党军政界和地方士绅的统战工作，工作中陈毅同他单线联系，直接接受陈毅领导。
黄逸峰返回苏北时，已经是7月初了。此时的苏北，战云密布。韩德勤打算趁新四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把新四军消灭或驱逐走。这时李明扬、陈泰运这些中间势力的态度，就很关键了。黄桥战役前。由黄逸峰出面，在姜堰召开了苏北军民代表会议。
会议由黄逸峰主持，苏北地区民主人士多来参加。李明扬、陈泰运也派代表与会，只有韩德勤拒绝派代表赴会。会上，陈毅阐明共产党新四军团结抗战的坚定立场，当场表态新四军将于9月30日撤出姜堰，请友军届时接替防务。“不过，让出姜堰，要有保证，只要政治上保证省方改变态度，以友党友军看待新四军，协商苏北抗敌问题，我们就可以退出姜堰。”陈毅的发言，博得到会代表同声赞叹。
黄逸峰也在会上力促各方真诚合作抗日。他说：“刚才听到陈指挥官的报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四军对于抗战的态度、对于整个苏北政治的意见。我们每一个代表都是感觉很高兴，新四军能够为了整个抗战问题，为了整个苏北改善问题，而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在黄逸峰的影响下，各位代表纷纷发言，表达对新四军的拥护。黄桥著名士绅朱履先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堰，韩德勤还要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必遭人民所唾弃。
这次会议，在政治上极大的孤立了韩德勤。会议后，新四军如诺撤出姜堰，由李明扬率部接防，进一步加深了李明扬与韩德勤的矛盾。在接下来的黄桥战役中，李明扬、陈泰运保持中立，使得新四军可以集中力量，歼灭韩德勤部主力。黄桥战役胜利后，黄逸峰因为全力支持新四军，拆了韩德勤的台，结果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明令通缉。
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
1940年10月，“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宣告成立，黄逸峰出任司令员。这是一支出于统一战线考虑，使用李明扬、陈泰运部队的名义，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外围军。同年11月，他被选为苏北参政会议长。
抗战胜利后，黄逸峰担任国共和谈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1947年初，黄逸峰被派往东北，先后担任东北铁路局副局长兼铁路学院院长、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为了配合前方战场需要，黄逸峰接管东北铁路、抢修铁道、培育铁路专业人才。随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打响，黄逸峰率领铁道纵队，顶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冒着密集的炮火，不畏艰险，抢修铁道桥梁，确保解放大军的通行，战时物资的供应，成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
当时东北铁路是中国和苏联共管的，有一大批苏联人在铁路工作。个别苏联人态度骄横，甚至公然在宴会中调戏中国姑娘，黄逸峰当即痛斥了那个家伙的不轨行为。没想到，这家伙回国后，跑到斯大林那里恶人先告状。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49年5月，黄逸峰调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铁道处处长，接管上海铁路。不久即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很快打开了局面，上海急需的大米、棉花、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从而稳定了市场，保障了工厂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求。
解放后的黄逸峰
建国后，黄逸峰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院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院长以及市政协常委等职务，1988年11月27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