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文学被染上政治色彩的时代背景下，有一人始终远离政治，把视线转向人类本身，以“人”为切入点，用一支笔描绘了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的焦虑、畏惧和异化，以及被抛入荒诞世界中的人往往用自欺来逃避生存焦虑的现象，进而把这类普遍现象提升到哲学的层次，对人类的存在本真进行了探询。
这与当时在西方逐渐盛行的“存在主义”奏出了共同的旋律，这人就是张爱玲。
01 特定的身世遭际与时代环境，萌发了张爱玲的存在意识
“存在主义”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的生存危机和信仰普遍失落而导致的精神危机意识的双重结合产物，是西方现代人对处在深重危机中的现代文明和对人的存在困境的曲折反映和强烈反抗的表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虽还没有进入现代化，但在一些畸形繁荣的大都市如上海也有了一些现代文明的因素，都市中的人也过着现代生活。
张爱玲时代，家族声名煊赫的背景虽早成了明日黄花，但祖辈遗下的财产毕竟还保证了张爱玲从小过的是一种优越的现代都市生活：住的是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
此外她还充满了书卷式的忧郁的感伤，陪伴着郁郁不乐的母亲赏花落泪；感受着同族长辈每当她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潸然泪下的悲凉。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过西洋文明熏陶喜欢追求独立个性的现代女性，而她的父亲却又是一个虽接受过西方文明却又始终无法走出传统文化阴影笼罩下的一个封建遗少。
在一个充满革新，守旧、现代，传统叛逆，遵从这样悖裂的家庭里，张爱玲对现代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有着切身的感受，对现代和传统文明的弊病有着直接的感性认识。
两重
青年时代张爱玲赴港读书，憧憬着用优异的成绩记录换取一张到英国求学的通行证。在此期间除了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之外也亲眼目睹了她身边来自欧美的同学玩世不恭和醉生梦死的现代生活方式，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的体认。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炸碎了张爱玲所有的梦想，她只能无奈地返回到上海，此时上海也已沦陷为一座铁蹄践踏之下的孤岛，这种变故越发加剧了张爱玲从小就生成的对人生的恐惧与焦虑，对前途的渺茫和对人生存困境的惶惑。
对自身生存危机意识的潜滋暗长和对现代生活、现代文明病灶的直切体会使张爱玲一反以往的生活方式，她以一种更为切实、更为朴质的精神去过着凡人的生活：
“从柴米油、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这种普通的平常的实际生活或许正是张爱玲在人生目标和信仰失落之后用一种切切实实、触手可摸的入世方式对现代病态生活的反叛，以一种日常的真实来抵抗精神的虚无，以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来思考人类自身命运的荒诞。
从这一点而言，张爱玲从自我的遭遇出发进而关心人的内在生活、生存体验的思想基础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的思想经历渐近平行，海德格尔和萨特正是在对战争的反思中渐生他们的哲学思想的。
东西方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相类似的遭遇引发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拷问，这种遭遇也是张爱玲产生存在思想的起点。
当然，张爱玲的存在意识除了她特殊的身世经历而有现实基础之外，还和她自身对存在主义思想的亲近紧密相联。
学说和思潮对作家的影响往往和它本身思想观念是否契合作家本人的内心情感需要、个性性格的形成相关。作家最感兴趣的是那种能引起他情感共鸣，引发他情绪起伏的哲学思维。
存在主义张扬的“个体本位论”一开始就引起了张爱玲的注意。张爱玲生活的时代，尼采留给中国的巨大阴影还未褪去，他的“超人”学说正好解释了张爱玲自己也惊讶的奇异禀赋——三岁能背唐诗，七岁就写小说，纵容了她良好的自我感觉的膨胀。
她也像瓦格涅的疏狂，在《天才梦》中自诩为“天才”，除了发展她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虽然后来在现实中碰了壁，破灭了天才梦，但尼采“尊重个人意志，发挥个人天才”的主张波动了她的心灵，张爱玲的人生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定格的：
“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消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为求出名的思想是她个体本位论的显现。由此张爱玲从存在主义中找到了支撑她个体为本的思想基点，无形中就对强调个体为上的存在主义多了一份理解与认同。
存在主义强调的个体本体主义思想认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应是一个个孤独、绝望的个体，这才是人的本真的面目，孤独的个体才是人的真正存在。
张爱玲童年家庭生活的不幸使她郁郁寡言，孤僻沉静。成人之后的张爱玲也喜欢离群索居，闭门谢客，把自己封闭起来细细品味孤独中难以言说的沉寂和凄清，在喧嚣的闹市中去捕捉穿透热闹后透露出的悲凉，这也是张爱玲小说的基调：苍凉。
文学是她的生活，生活也是她的文学，包括张爱玲晚年在美国加州的一所公寓里孤独地离世，实践了尼采所说的孤独者才是强者的格言，她用她的自身生活方式对自己的小说做了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注释。
张爱玲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形单影只，更是时代中的思想超前的孤独。她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的生存形态的沉思在当时抗战文化和汉奸文化充塞视听的气氛中，无人能领悟她先锋的哲学思想，而且当时的“孤岛”也根本无法对外进行广泛的文学思想交流。
她只能在孤独的生活中探索人类的终极走向，质询人的生存的本真意义，感应着陈子昂登幽州古台时“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旷世独立无人呼应的孤独感。
于此，张爱玲文学中渗透出存在哲学意识是不足为怪的。
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际引发的心灵创伤，生长环境的逼仄以及中西文化的浸染使她不经意间在众多的文化思潮中吸收了迎合她趣味的反现代的存在主义，接受了存在主义的观点后又以文学形式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期间自然也包孕着她对生活的直觉体悟和对生命本义与文明本真，以及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思考。
02 张爱玲的“生存观”
虽然存在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理论形态，内部也多有分歧，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个人。他们所关注的就是这孤独的个人的存在状态。人的“生存”是存在哲学的基本主题，是它展开一切命题的根本出发点。
张爱玲关注的焦点恰是置于特定背景之下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之上，从人的原生形态的生存境遇中切肤而入去体悟人的存在本质和社会生活意蕴，追寻人的终极归宿，探源生命形态的奥秘。
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说她笔端下的人物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是“人的成份”特别浓厚的“软弱的凡人”，她觉得“小人物更能反映时代的总量”。
她这种描写个体的人，进而关注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倾向，是和存在主义以单独具体的个人为研究对象的逻辑起点是相吻合的。
由于文化传袭因素和生活经历的局限，张爱玲塑造的普通人并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一群沾满了因历史震动而跌落下来的灰尘的封建遗老遗少和为了生存苦心策划步步为营的时代怨女。
比如，《倾城之恋》中与丈夫离异寄人篱下而被兄嫂挤兑刁难的望族怨妇白流苏；《金锁记》中为着黄金埋葬了一生的曹七巧；《第一炉香》中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关起门做小型慈禧太后的梁太太，为了生存的保障以婚姻为代价的葛薇龙、郭凤……
《倾城之恋》剧照
这些人物在充满了黍离之悲的社会氛围中，炙烤出人之求生本欲支配下拼命挣扎的丑态和人在失去生存本源性意义后流露出来的无所适从，对人世未来的无名恐怖。
一个动荡不安物欲横流的社会和混杂糅合了不伦不类的文化形态造成了这批社会末世的时代过客，从这批过客身上真实地烛照出环境与人的本质关系，人在生存胁迫下的无奈、凄怆和绝望，甚至于最终的畸形与变态。
丰韵犹存青春尚葆的郭凤为了苟存于世，把自己捆绑在风烛残年的米晶尧身上，用容貌和身体为自己购买了一张“人生保险券”，获得了经济靠山。少妇和老翁，两人之间绝无所谓爱的成分。两人同路心却异样：米晶尧挂念的是病中的太太，郭凤念叨的是亡故前夫的洋房阳台上的大鹦哥。寒冷的天，冷入到人心的凄凉。
而当原先尚是单纯浪漫策划着学业的葛薇龙陷入生存、享乐的怪圈之后再也无力自拔，变成了一个为梁太太弄人与弄钱的工具，只能用片刻的生理满足和及时行乐来驱走对未来的无边恐惧，用身体的放纵来麻醉自己心灵的绝望。
《金锁记》话剧剧照
张爱玲锐利的目光直逼这些芸芸众生中身心疲惫的人物内心深处，刻画了一批在乱世中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的软弱女子面对着真切的生存困境的孤独惶惑与自卑屈服，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世界、未来的不甚信任和一种毫无着际的恐惧、焦虑。
这种焦灼既是张爱玲笔下人物的，也是张爱玲自身心绪的表露。时代在影子似的下沉，她在《<传奇>再版的话》中不无悲观的说：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战争打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传统承传下来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个人在社会的巨大变故下显得何等的渺小无助，软弱无力。先前的宏大信仰、传统的伦理道德、支柱人的价值体系，顷刻间在时代的破坏中轰然崩溃，人类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中。
张爱玲抱着这种无以复加的绝望心态来看待她身外不可理喻的世界，势必染上悲观的宿命色彩，她说：
“生命也许是这样的——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罢
在那个无人能知什么是因，什么是果的世界里，一切本就没有理性可言，人和世界的关系本质是不可理解，不可把握，是荒诞的，因而人类妄图更改它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徒劳，注定是一场“西西弗斯”的劳作。
《倾城之恋》就充分表达了张爱玲对这个充满荒谬与偶然的世界的本质看法。
为了紧紧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使自己能有所依托，安安稳稳度过尚是十分漫长的余生，白流苏处心积虑，小心为，可是面对着一个出入风花雪月的情场老手，一个只想享受情欲却不愿承担责任的狡黠之徒，白流苏殚精竭虑却束手无策，岂料一场横空而来的战争突然改变了白流苏的命运，实现了她的心愿：
阵
一个城市的陷落成全了一对爱情，或者说为了成全一对爱情，一个城市陷落了：世界本身就是那么的荒谬与毫无根据。
《倾城之恋》剧照
在小说中，张爱玲借助于范柳原的内心独白揭示了世界的荒诞和生存的无依无靠。正是在灵魂深处始终无法排除个体的微末渺小，困惑于自然的一种冥冥力量，范柳原才会在经历了一场无法料及的战争洗劫后从空灵的天空中感悟到了平淡的恐怖，相比外界，我们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
人无法做得了自己的主，世界和人处于根本的对立中。面对人无处突围、走投无路的困境，张爱玲油然而生的是不可名状的焦虑与恐惧：
“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威胁并不完全来自战争，而是由战争衍生出来的对人类茫然无据和无家可归处境的恐慌，这恰好暗合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所畏与所为而畏的东西是不确定的”观点。张爱玲的“惘惘的威胁”与海氏的“畏”都没有明确的对象，而是一种茫然的不可名状的力量和情绪。
或许是从父母的婚姻悲剧上张爱玲看到了现代人的婚姻悲剧，张爱玲喜欢用现代婚姻故事为载体来揭示女子的生存困境。
在生活与社会、自然的无形有形重压下，现代人疲于奔命，困倦不堪，婚姻爱情相比之下是无足轻重的，它仅仅只是没有经济地位的现代女子安身立命的物质外壳。
张爱玲借助一个个曲折离奇的婚姻故事，了人在环境文化逼迫下的生存状态，进而由单个人的生存境遇汇聚成为形而上学的在总体上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昭示，从而赋予作品超越跌宕曲折的情节之后生成的历史哲学内涵，吻合了存在主义对人类整体生存关注的基本主题，使作品具有更高的立意和审美价值。
标示
现代社会正逐渐把人变得冷漠自私，生存的困境不仅使神圣的爱情变味，甚至连最伟大的母爱在金钱和生存的压力之下也丧失殆尽，更不用说手足之情，朋友之谊。
张爱玲在讥讽了爱情在生存危机下的虚伪之后，一并也辛辣地嘲讽了原先温情脉脉的亲情与友情在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下同样成了海市蜃楼。
《金锁记》话剧剧照
比如曹七巧为了黄金埋葬了爱情，又用青春陪伴着肃杀的岁月磨死了瘫痪的丈夫和严厉的婆婆，得到了苦心计谋的黄金。黄金并没有给七巧带来任何幸福，却给她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她用黄金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亲手扼杀了儿女的幸福，落得个天怒人怨、众叛亲离的地步。
为了自己的私欲，姑妈阴险地荼毒亲侄女。葛薇龙虽有一时的反抗最后还是屈服于汽车洋房鲜花衣服和蛮暴的情欲，陷入泥淖无力自拔。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曾以抗拒了异国女子主动投入，坐怀不乱颇以此自豪的正人君子振保在情欲的催引诱惑下，终于和朋友之妻娇蕊私通了。一边是道义的自责一边是情意缠绵难分难舍。虑及名誉事业狠心宰杀了情孽后振保一步步地堕落。
他内心希冀改正自新实际却和愿望背道而驰，徘徊于情欲和理念之间迷失了自我，正是张爱玲所说的“砸碎了他自己。”
存在主义认为人分两种，即为本真的人和非本真的人。在社会、自然、他人等因素干预支配下人很容易分裂。自由的真正本质上的人往往会被非自由的非本源意义上的人控制，这样人性就被扭曲，变得不可理喻、不近情理，人就会“沉沦”，沉沦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的异化。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异化是一种社会必然现象，是人在生命过程中必将遭遇的一个阶段。它把异化提升到普遍与永恒的地步。
张爱玲用一枝笔截取了一幅幅敝旧的病态的社会画面，复现了一群被异化了的人的丑态。在她笔下，人的异化一是在金钱和情欲下的异化，一是在神秘的自然力量面前的异化。
曹七巧、振保们在金钱和情欲面前失去了人性，成了它们的殉葬品。他们可以为自己物的欲望埋葬爱情，割舍母子、兄妹间的温情，可以为自己性的欲望抛弃仁礼，在本真和非本真状态中割裂自己。
《金锁记》话剧剧照
人与人之间毫无亲情味，互相猜忌、背弃、残杀，这从另一侧面论证了萨特“他人即地狱”的观点；范柳原们在社会自然宇宙等无形压力之下惶恐自卑，他们深感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感叹“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他们想挣扎却又逃脱不掉无所不在的外界环境，他们想建立完善的人格，然而在自然的无情播弄下日益萎靡畏缩，最终也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后一种异化更接近存在主义所说的异化。在社会压力和物质诱惑下，人越来越脱离本来的人向非本来之人靠近。一部分人早已甘心沉沦，另一部分虽有抗争却又无法找到出路，对非确定的未来的茫然无知也使他们丧失了作为生活主体的勇气。
张爱玲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幅悲观、绝望、阴暗的人生图景，人的存在注定是一场永无希望的悲剧。
03 张爱玲的“自由选择观”
人的自由选择观是存在主义的又一个核心命题。存在主义认为人被抛置到这个世界上是生不由己，是“被遗弃在世界中”的，因为人被抛入这个世界并没经自己同意也未经自己征询就无缘无故地来到了。
但现实世界又是如此虚无和荒诞，使人处于一种茫然失措的境地，让人深深感到存在的偶然与多余。
在这样一个处境中没有什么东西人是可以依靠的，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进行绝望的反抗，孤独无助的人不得不进行选择，以此负起存在的责任。
虽然这抗争是徒劳的，但人选择某种生存方式进行反抗犹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一样，它表明的是人不屈的意志，反抗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对这个荒谬世界否定的表征。当然人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是绝对自由的，人不能回避选择。不过存在主义认为，一旦人进行了某种选择，他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起所有责任。
张爱玲曾经有过一道艰难的选择，叫她犹豫了许久：
或是跟了父亲留在家里看着满眼的银钱进出，或是跟了母亲继续她的学业，却又有无钱的苦恼，不能买新衣服。
张爱玲的选择决定使她终不至于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而闯荡出一片声名。或许这次人生去向的抉择给她的人格心理带来不小的震荡。人生只有一元的选择，无论成功失败，人必须为这次一刹那的决定承担起今后永久的责任。
《倾城之恋》剧照
与张爱玲同样面临这种抉择的，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血管里流动的是她赌徒父亲的血，香港之行是以她的前途为赌注的：
“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她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恶气。”
哥嫂的冷言冷语，母亲的无能为力把白流苏逼到了人生绝境。范柳原的突然出现就像在白流苏面前平地矗起了一座山峰，孤立无援无所攀依的白流苏走到了人生的峡谷地带。不是落入山谷不得翻身就是越过峡谷柳暗花明。白流苏权衡利弊下做出了自己的决断，香港之行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这个荒诞虚无一切都在毁灭一切都在沉没的世界，只有勇敢地选择，绝望地反抗才是使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人无法逃脱他行动造成的后果，应该自觉地负担起自己存在的全部责任，去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不选择、不反抗，因畏惧而逃避只会使人自甘堕落，一事无成。
《第一炉香》剧照
葛薇龙离家出走是想避免彻底的沉沦，她有权利选择新的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她又身不由己地回到阴气森森，鬼气缭绕的梁宅。她的毁灭是咎由自取。她对这个悖谬的世界曾经有过绝望的挣扎，是她自己的最后一推把她抛入了深渊，被此吞没。
而振保竭力想甩掉他一时纵情所应付的责任，匆匆忙忙结了婚，结果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另两个女人，终身悲苦。
在母亲淫威下的长白则像一只温顺的猫蜷伏在她榻上，供她消闷解烦；长安美丽的手势终究掩盖不了口琴的悲凉旋律，留下一个伤心人的故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爱玲认为个人对其选择的生存方式对其人格的塑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萨特所说的：
“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
张爱玲不仅揭示了人的自由选择和他的责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她的笔触甚至触及到了存在主义所说的“自欺”观。
老一辈人的不幸婚姻给下一辈人新的痛苦，生的不由自主是无法避免，不是人自身所能主宰和决定，而人所处的世界又是如此荒诞和虚无，要挣脱这个困境唯一的途径就是孤独无助的人依靠自身的选择来勇敢地进行抗争，不过自暴自弃，自我欺骗，用虚幻来代替现实逃避矛盾也是人选择生存的另一种方式，但这只能证明他的软弱和多余。
比如，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终日沉浸在一片虚幻的空想里不愿醒来，结果是害了他越发地脆弱、多疑、敏感，像黑夜里的田鼠。无端的嫉妒、疯狂的发泄、貌似反抗实是长期积压的宣泄。然而他根本无路可逃，而且还得为自己一时的疯狂承付起全部的责任。
聂传庆始终生活在幻想里，无视铁的事实，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想象来安慰自己脆弱的心灵，故意放纵自己，神经质地梦幻着一厢情愿的设想，编织着他早逝的母亲飘落的爱情遗梦，用这种虚幻的故事来麻痹自己艰难的生存处境，以此逃避生存的苦恼。
张爱玲这里所说的“自欺”现象和萨特的“自欺”哲学命题是接近的。萨特认为一切回避现实，无视事实自我安慰甚至自杀的行为都是“自欺”，“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在自欺中逃避焦虑。”
张爱玲笔下的故事核心无非是想强调独立的个人必须对其存在，对其的决断负起全部责任，用人物的悲剧性暗示出只有绝望的反抗才是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的唯一出路。
然而，由于张爱玲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人格心理导致她对人生文明的悲观失望，她又不得不承认处于根本困境中的人是无路可走的……
作为那个时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守护者，张爱玲用充满智慧和灵气的文字穿透了时间，为人们敞开了一个世界，一个给予人关注他们自身的世界：
对于一个人在荒谬的世界和痛苦的人生里，通过一个又一个连续不断地自由选择，显示自身存在的本质，看到人类生存的困境，又集中展示了在无常的世事中人存在的盲目和无可奈何。
她以对自己的生命观察和体验启示着人类生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