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原名张煐。
1930年，10岁的她进入小学时，因嫌“张煐”叫不响亮，遂根据英文名Eileen，随便英译了两个字，改名为张爱玲。
再十四年后，她在散文《必也正名乎》中，嘲讽这个名字“恶俗不堪”，却也不愿再改。
这个名字自诞生后的90年以来，已然化为一道漂亮闪耀的光弧，而且绝不鄙陋，毫无媚俗。
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在那个纷乱的时代里，用一支笔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传奇”世界，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傅雷语）
01
张爱玲具有一个天才女子的聪慧和高傲，有一种都市人的优越感，她天生就是一个文明襁褓里长大的彻头彻尾的现代女性。
她喜欢大上海，喜欢上海人，她能够在近乎腐烂的上海大都会日常生活中，读出“诗意”和“哲理”，从物欲横流中拣出“人的成份”。
我甚至觉得她能容忍上海的一切，包括那些丑恶的东西。她觉得上海是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奇异的智慧”的产物，是古中国废墟上的一朵奇葩，她对此深感自豪。由此也形成了她特有的“上海人”视角，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中国。
她喜欢平凡，喜欢琐碎，喜欢婆婆妈妈，喜欢唠唠叨叨，喜欢混乱中的有序，喜欢整齐中的不规则，喜欢平常谨慎生活中的“一撒手”，喜欢对生活中的一切不起眼的东西多看几眼。
在《道路以目》中，她从一条日日走过的街道看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大千世界；从一个卖香糯的孩子生疏的叫卖声中，她听出了一种“美丽”，在张爱玲的眼里满是风景。
我有时候会想，张爱玲或许更喜欢“偷看”：
一个孤独女人，住在高层公寓，躲在这种“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喜欢站在窗户边“听市声”，这是她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她把体验和观察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思考着人生，咀嚼出“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这样的达观和无奈。
她对生活，即便琐碎、乏味，仍然一往情深；她对中国，即便脏乱、忧伤，仍然不离不弃；她善于从中发现可贵，发现让她割舍不掉的情缘。这既是一种女性的宽容与慈悲，也是一种智者的宏达与平和。
她对生活有一种别致的理解：生活充满大大小小的烦恼，生命即是麻烦。她的笔下的小人物总是遭遇着不如意，小烦恼，她把这些细细地描摹出来。
她强调生命，懂得生命之奇特，也懂得生命之短暂不易，尤其对于大变动时代眇乎小哉的生命予以厚重的凝视。
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常常猥琐、难堪、不明不白、难以理喻，而且屈服、失败、死亡，但最终的境界“到底还是凄凉的”。这是张爱玲特有的富有同情心的批判意识的体现，愁肠百结却又不留余地、鞭辟入里。
这并非是简单的人性暴露，她所揭示的沪港百余年来男男女女的悲欢紧紧地与整个时代粘连在一起。
张爱玲喜欢强调“背景”——人及其生存的空间和时代，喜欢强调“底子”——华靡文章背后的“素朴的底子”。她更关注的是人与时代的脱节，人与时代错位。所以她会在《烬余录》中写出：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张爱玲善于从小人物身上发掘“时代的总量”，善于通过描写人的自私、软弱、怯懦、无情来揭示时代的驳杂与含混，而人又无法摆脱时代的苍凉的底色，无法从时代的梦魇中醒悟。
在现代人的孤独的心灵中，物质的贪欲与精神的苍白杂糅其间。情欲的压抑与奢侈的消费，软弱的受欺与残忍的报复，时代的严峻与个人的没正经竟能和谐地集于现代人的身上。张爱玲不动声色地讲述着现代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渲染着不安与恐惧的气氛，悲从中来。
但张爱玲不是坐在壁炉温暖的火光中讲述宵夜的故事，打发无聊的光阴，她其实也在书写历史，只是用另一种形式进行历史的重构。
她的历史由一些“不相干”的事组成，这些“不相干”的事也构成了她人生的“生趣”。她的历史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小心理、小活动。她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的，男女情事似乎更能揭示人生的全面。
在张爱玲的艺术哲学里，似乎颇能体现明末清初文学家李笠翁的说法：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是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倾城之恋》剧照
《倾城之恋》便是这样一部将历史浓缩在男女之恋中的小说。这部历史不记载某月某日发生什么战争，正义与非正义，谁战胜谁，而是记载两个防空洞里生活的男女，战争对他们而言像头顶上的枪炮声一样离得很远又很近，给他们难堪的悲苦，也好像带来难逢的快乐和悠闲的机会。
战争与和平，都是一种生存境遇，其中仍然延续着断不开的生的“趣味”。张爱玲把它作为一种记忆写下来，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在更接近存在的原生态中人是怎样地活着的。
落败旧家庭出身的离婚女性白流苏，遇上了生活优裕的富商之子范柳原，二人原本暧昧不清的关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成全了。但是：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
靠得住的只有人的奇迹般的生命和身边相亲相依的爱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他们做梦似地遇见了，做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倾城之恋》剧照
白流苏，这个平凡而又带点神经质的女性，面对弹飞瓦落竟然想到了天荒地老，想到了整个人类的文明。但是：
“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眼看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
一对爱情的“苍凉故事”只是历史的一个盲点，而无数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则构成了上海大都会的众生相，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言：
“张爱玲是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
02
在用历史的眼光抒写都市人生的同时，张爱玲也在以作家的秉性观照文化。她所取的态度是“洋人看京戏的眼光”，她能够在京戏里看出人生的苍凉，悟出凄寂的况味，并反思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她甚至能够在服装的变迁演化中勾勒出一部民国心态史。
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她说：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
这也许是张爱玲独有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考，虽然没有缜密的逻辑，博大的气势，却也并不偏颇、狭隘。
她的薄薄的一本小说集《传奇》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长达百年的历史，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一幕幕小剧活跃地演出开来，组成了中国近现代都市人心态史的画卷。可谓深得《红楼梦》笔法的神韵，臻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的境界。
张爱玲的审美个性钟情于古典的“生活方式小说”模式，《传奇》中绝大多数小说都秉承着这一传统，其特征是平淡，是安稳，既无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也无大喜大悲，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琐屑，以及琐屑中所流露出的人性。
她把中国古典的叙述模式和意境美蕴与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技巧精美地加以融合，她的小说意象新奇迭出，语言极为鲜活，奔涌的感情把古典的诗意境界照得通体透明。其文字所回环的气韵格调总透出一种“原始的荒凉”，是充满野气的清新，精雕细琢，却又似天成，平淡自然又衬之华丽繁盛。
她笔下的故事整个地被一种凄伤所笼罩，但又含而不露，仿佛阅尽了人间的悲与喜，虽有缺憾，却不愁然；虽有悲剧，却不哀怨，总是那么冷静清冽，慢条斯理，却又有善和美，有爱和理解，最难得的是有宽恕。每一个故事都能使你掩卷而思，意犹未尽，荡气回肠。
尽管张爱玲的故事尽言他人之事，但丝丝缕缕总能牵动藏得很深的自己来。尤其在她所擅长的关于大都市旧式大家庭的小说中，如《金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我们都能窥见张爱玲记忆深处关于“家”和父母的阴影，甚至可以说，她聪慧的头脑，锐利机巧的目光，超世绝伦的感受力皆源于她的童年生活。
在她著名的散文《私语》中，就藏着许多可以读懂她的线索。她说童年的经历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是“不必去想，永远在那里的”。
出身名门的她曾经有一般少女没有的优裕生活，有高贵典雅的家庭气氛，有着发育良好的天性，但随着父母的离异，她的童年分裂成两个世界：
母亲的世界是洋气、光明、温暖而富足；父亲的世界则是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父亲及后母的家有着“古墓的清凉”，是衰败世界的缩影，一个疯狂的父亲，一个病态的后母，使家庭中笼罩着不安的气氛。
在后一个世界里，张爱玲陷入一种被打骂、被侮辱，被怀疑，被遗弃的境地，在被监禁的空房里，她凝望“楼板上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因大病躺在床上的她冷静地悲哀地想到了最可怕的一种死——默默地死亡——死亡主题也成为她后来小说中永恒的主题。
在小说中始终回避自我的张爱玲，却在散文中纵情写着自我，坦诚地私语着，幽幽地静静地诉说她那过去的，伴随着童年、少女的可爱而又可悲的岁月，没有泪，只有轻轻的叹息，像黑天里那轮模糊不清的圆月，冷冷地，静静地，孤零零地划过，孤独而悲凉。
这才是真实的张爱玲的表达，里面藏着她太多的关于家庭的腐朽、专制、压迫；关于婚姻的欺骗、虚伪、变态；关于人性的报复、仇恨、倾轧；关于世事沧桑的答案，足以传奇！
这一切，又最凝练地，最完美地铸成了她最受称颂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这也是张爱玲与生俱来的秉性，童年凄凉的感受和非凡的艺术天才结合得最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篇杰作。
贫苦家女子曹七巧嫁到显赫的姜公馆，为了一个丧失性功能的残废男人陪葬了青春，为了生存，她的青春和欲望牢牢地被金钱和财富锁住了，压下了，最终酿成她怪决、报复的病态性格。
《金锁记》话剧剧照
她曾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不能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供出之事折磨死媳妇，她不动声色地向未来女婿暗示女儿的鸦片烟瘾，毁掉了女儿的婚姻，七巧的变态的凶残令人毛骨悚然。
《金锁记》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字眼是“欲望”，围绕欲望的沉溺，张爱玲把人性的幽暗心理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胆战心惊。这是那个时代的恐怖，是人类古老记忆中的罪恶，是《金瓶梅》时代在近代中国可怕的延续，张爱玲为它打了一个漂亮的死结。
03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大家庭沦落的小说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张爱玲以其文化意蕴和心理深度卓然一家。
大都市里的大家庭——现代文化中的传统文化，这似乎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大命题，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诸命题中最严峻的一个。张爱玲成长在“五四”的背景里，她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时代和历史的大课题，她曾在《忆胡适之》中说：
“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五四”以来，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是文人笔下两条风格迥异的风景线，更多的文人是于两条风景线的交汇、交战与冲突的边缘。
相比于牧歌般的乡村，京派文人把城市看成是丑恶、畸形、萎顿，失去生命冲动的罪恶之源。即便是海派文人像通俗作家张资平、叶灵风等都相当程度上把笔触探到了都市繁荣背后的苍白，富足背后的空虚，文明背后的丑恶。
作为海派作家的旗帜，张爱玲也希望造成她的小说一种整体的“不安”气氛，似乎很能说明问题，一种风雨欲来的恐惧与不安预示着海派文人对中国新文化现代性的警觉与深思。
不过张爱玲与其他海派文人作家略有不同，她是少有的对都市文明情有独钟的作家，只这一点，张爱玲可算得上现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小说”作家。
不过，她的“海味”与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虽同为都市小说，却南辕北辙，这不仅仅像鲁迅所说的京派与海派在官场化与商业化中所形成的差异，我想更多体现在观察的角度以及对“城与人的关系”，所采取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老舍笔下的“京味”体现在对老北京人的世俗情趣，在溜鸟、唱戏、品茶中表现出老北京人在似无痛感的琐碎行为里把生活艺术化的苦涩，这是“京味”内在智慧的生活方式，有着浓重的旧帝都臣民的迟暮感。
而张爱玲的“市井人生”更多的是一种现代都市的“新感觉”，这种新感觉充溢着对都市人生，男男女女们的生存境遇的哲学体味，她把城市作为一种天然的摇篮，里面挣扎的是各色的人等，每个人都有他的轨迹。
总有一天，“摇篮”本身也要被坏掉，这就是张爱玲小说处处流露出的对即将来临的破坏的预感、恐惧与不安的气氛，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人们只是感觉到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这是一个过渡时代未成形的朦胧的“梦魇”，张爱玲通过描摹都市人生把时代的梦串结起来，留给人的不是悲壮的完成，而是苍凉的启示，不是惊天动地的啼哭，而是轻轻的叹息。
最后：
张爱玲是一位任性率真的女性作家，在她那“清坚决绝”的宇宙观里，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从不和自己为难，她甚至愿意使自己甩掉高雅与酸气，走向通俗。
她是一个商业化社会里最懂得自我实现的人，她恐怕也没想着有一天后世的文学史能有她一笔，她只是愿意在都市书摊正畅销的杂志上连载她的故事，她有点像一个不俗的电影明星，以她高贵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赢得观众。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本份的小说家。现代文学史上能守得住本份的作家实在少得可怜。
有些作家除了被文学史家垂青外，他的作品恐怕永远不会被一个普通读者拾起来；有些作家不见得被所谓的史家所重视，可是无论哪个时代，翻出他的作品来，都会给读者带来一份惊喜。
张爱玲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