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历史脉络来分析，吕后应该向商山四皓使用了“杀手锏”——承诺太子刘盈上位，那么西汉将会把“黄老之学”定为官方显学，并且依靠“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治理国家。相信再也没有什么条件比这个更能打动商山四皓的了。
在历史上，从汉初到汉武帝之前，西汉一直是用“黄老之学”来治理国家的，到了汉武帝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历经三朝，她本人更是“黄老之学”最大的支持者。
（黄老学说）
而商山四皓，是秦汉交际时黄老学派中的领军人物，如果吕后是这样的承诺的，商山四皓不可不能不出山。在《留侯世家》中记录了吕后请出商山四皓的三个方法：
一，语气谦恭的一封太子书信，代表着吕后对四皓的态度；
二，金玉璧帛的厚礼，代表着吕后对四皓的诚意；
三，请“舌辩之士”跟着去，一起说服四皓出山。
个人认为，“商山四皓”也是当年去过咸阳见秦始皇的人物，一封书信和厚礼就能把他们请出，这不太可能。因为比起“未来皇帝之位”来说，吕后所给的这些都是小恩小惠，太轻了。而且太子刘盈后来当了皇帝之后，商山四皓也跟着退隐了，这也说明了“四皓出山”也不是因为汉朝的官禄爵位！
（商山四皓与太子面见刘邦）
那“商山四皓”最终出山应该就跟第三条有关了——“舌辨之士”。“舌辨之士”到底得到了吕后什么样的指示？又向四皓承诺过什么？又是如何说服四皓出山的呢？答案应该只有一个——黄老学派的治世理想和道统传承。
对于士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我们都知道，任何一门学说，是否能实现其治世理想，或者它的传承是否久远，都要看这一门学说是否能得到当朝统者的需要。比如秦始皇为了推行“大一统”的理念，因此法家学术因此成为了秦朝的官方显学，那么法家人士就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一门学说，来实现自己治国理念。
（法家——依法治国）
而黄老之学想要传承久远，唯一方法就是能被当朝统治者所重用，如果他们的学说成为了官方显学，那么“黄老之学”将会与国同休，长长久久。
吕后去请商山四皓的时候，其实这四位老人已经白发苍苍，到了他们那个年纪，也没有多少活头了，能看中的东西必然也不会多。但是，他们本是黄老学派中的领军人物，将自己门派的学说传承下去，这就成了他们这几位老人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而此时西汉初建，国家病弊，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更是符合西汉的治国方略，因此，以吕后的聪明才智，她不可能不知道对症下药，请出商山四皓，既可以保住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并且国家“无为而治”，又可以让西汉重新焕发生机，可谓一举两得。
（黄老学说——无为而治）
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证据呢？我觉得是有的。我们先来看看“商山四皓”的生平事迹，然后再结合汉初执行的“无为而治”，看这个思路是否正确！
“四皓”，即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lù)里先生周术，他们曾经被秦始皇召入咸阳。
秦始皇用军事统一了六国疆土之后，但是六国的文化并没有被统一。周朝八百年来的割据与战乱，使得当时的中土变成了人间炼狱。为了寻找出一条救世之道，各大贤纷纷入世救世，他们著书立说，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时期四分五裂的土壤环境，这才催生出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
但随着乱世的结束，一个统一的国家，只能存在一种文化，一种符合国家生存发展的新文化，而不是所谓的“百家争鸣”。
（学术盛况——百家争鸣）
因此，当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他召集天下士人集聚咸阳，想要利用各个学派的学说来取长补短，然后再合力打造出一个符合秦帝国生存和发展的新文化来，因此他专门为此设立了“七十博士议政制度”。
然而，这一次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文化”运动，开得并不成功，而“七十博士制度”也成为了秦国崩溃的“加速剂！”
首先，最能为“大一统”作理论支撑的是法家，秦始皇最看重的就是韩非子所说的那一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而第一个被淘汰的就是儒家的“克己复礼”，因为儒家尊崇的是周朝的“礼乐制度”和“重建诸侯”。
其次，在咸阳酒会上，当公子扶苏的老师、大儒淳于越炮轰秦始皇的时候，就为这一次“统一思想”运动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在酒会上，淳于越先把李斯、周青臣等法家大臣说成误国误君的奸臣，然后又把“郡县制”全部说成了秦始皇的过错。
（咸阳酒会上的争论）
其三，大儒淳于越提出的“依古制重建诸侯”，与李斯的“三代不相袭，五帝不相复，时变异也”，拉开了“师古”与“师今”之争，即分封与集权的理念之争。
这两种理念之争，不但不相融，反而是基于完全否定对方，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政敌关系。这也是秦始皇不想看到的，但竟然针锋相对到了如此的地步，又为始皇帝的“焚书”事件埋下了伏笔。
咸阳酒会之后，秦始皇大为愤怒，也大为失望，于是在高度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焚书事件”爆发之后，天下士人也对秦始皇大为失望，他们也各自纷纷离开了咸阳。
（焚书事件）
而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lù)里先生周术这四位黄老学派的士人，也发誓“不食秦禄”，离开了咸阳，退隐在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一边耕田种地，一边发愤读书。
他们这一隐，就到了刘邦西汉王朝的初建，到他们出山的时候，都已经80几岁了。
刘邦以前走马江湖的时候，一看到读书人就嘻笑怒骂，甚至还在儒生的帽子里拉过尿，所以留下了“轻士善骂”的恶名。因此当刘邦力邀“商山四皓”出山的时候，都被四皓拒绝了。
而吕后在邀请四皓的时候，她却做到了极致，先是让太子刘盈把身段放得极低，然后又派遣“舌辩之士”同去，向四老承诺将黄老之学用来治国，这一下子就把商山四皓请下山来了。
（太子剧照）
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汉代从初建开始，确实都是用“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治国的，“文景之治”后，国家强盛，民间富足，“黄老学说”作为汉朝官方显学，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汉武帝时代，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已经严重阻碍到了汉武帝推行“北击匈奴”和“中央集权”的军政大计，再加上“七国之乱”后，民间军民厌战，汉武帝只能从儒家中选择了公羊学派的“大复仇”思想，在民间搞起了大宣传。
因此，在董仲舒这位空前绝后的儒学大宗师的打造之下，汉武帝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才一举奠定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尊儒”的政治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