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奇 杨政
1.重金砸不出救世主
武汉弘芯，规划总投资达1280亿人民币，并且由台积电元老蒋尚义牵头。武汉弘芯在2019年12月曾高调宣布：购买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光刻机设备ASML光刻机，这台设备价值5.8 亿元，是大陆仅有的一台7nm光刻机，弘芯官网还声称：在2020年开始进行7纳米的自主技术研发。
一时间“卡脖子”的一个关键问题仿佛被破解了。
然而到2020年8月，武汉弘芯项目烂尾消息传出。事后查明，弘芯的那台光刻机并非最先进的EUV（极紫外光源），而是DUV（深紫外光源），并且即便在DUV中，这台光刻机也不是最先进的。更令人唏嘘的是，这台机器尚未启用就被用于抵押。
这种地方政府重金投入却遇烂尾的芯片项目屡屡传出，规划投资接近百亿就有5家之多。
2.各行各业造芯热
根据启信宝数据，有近万家企业在2020年前8个月转投芯片行业，其中广东、江苏与浙江分别达到2401、1262和1230家企业。
可很多企业的业务在造芯之前与芯片并没有太大关系，有些则像是擦边追概念。
拿武汉弘芯来说，根据企查查资料，武汉弘芯的大股东光量蓝图的大股东是李雪艳，分别从事过饭店、园林、中药、烧酒、生态。
家电行业的格力、康佳、海信、格兰仕等企业早已加入造芯热潮，恒大、碧桂园、金茂等房地产企业也通过产业基金的形式参与进来。
3.芯片、光伏、新能源
地方政府一哄而上投资半导体产业已经得到决策层的关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0月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国内投资集成电路产业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些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的“三无”企业投身集成电路行业，个别地方对集成电路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够，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风险显现。国家发改委将引导地方加强对重大项目建设的风险认识，按照“谁支持、谁负责”原则，对造成重大损失或引发重大风险的，予以通报问责。
在此之前，光伏、新能源与其他能一哄而上的产业，从产业的角度确实取得了发展，但是很多地方政府付出的代价可谓惨重。早在2010年到2012年，山东禹城汉能薄膜太阳能有限公司曾借走禹城市财政局8亿元资金，在归还9000万元后即不再偿还，原有项目早已烂尾；今年又有江苏赛麟套取国有股东南通嘉禾总计已提供的66亿元资金，结果只卖了31辆微型电动车（注：南通嘉禾是江苏皋开投资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皋开是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资的全资国企）。
4.当年的芯片追赶者
经过上世纪50、60年代的代工与技术引进，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基于“官产学”一体化体系追赶领先者。这一体系代表作即VISL（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共同组合技术创新行动项目），该项目由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五大公司为骨干。这种产业发展方式集中人才优势，极大促进各企业间的交流，日本半导体水平逐渐赶上美国，在DRAM领域则超过美国。
但进入80年代，美国芯片行业再度崛起，与此同时，美日两国关于半导体的协定与泡沫经济使得缺乏下游的日本半导体产业走向衰落，虽然有尔必达存在，但已经无法恢复往日荣光。
韩国借助美国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获得领先的技术能力，在新生的市场中逐步取代日本半导体产业之前的市场份额。经过举国体制对一整条半导体产业链数十年如一日的投资后，三星成为世界芯片行业霸主，在全球量产芯片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50%。
日韩通过技术引进与代工经验，集中资源在一些短周期的技术上达到了较强水平，在较短时间内培育出世界级的芯片企业。尽管日韩两国都缺乏对潜在的供应商与消费者足够的把握能力，难以成为未来科技产业链中的先驱，相对依赖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和技术。
美国则依托自身与国际的基础科学能力，发达的知识产权管理与风险投资机构极为擅长捕捉市场机会与提升商业转化能力。这种产业生态的支撑使得美国在面对竞争时可以进行打压，或转轨寻找未来科技产业链中无法替代的“卡脖子”环节，而日韩则难以实现这种变化。
无论如何，日韩在半导体和芯片产业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更有借鉴意义，中国相对日韩有着更强的集中资源能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下游产业更形成无与伦比的优势。
5
半导体产业链突破需要基础研究的积累，一哄而上会浪费大量资源。地方政府本来不具备判断项目可行性的专业能力，而因为有政府无偿投入的资源在，企业就会出现更大的赌博心态，并不利于基础研究的突破。
此外，有重点才能保重点，一哄而上造成对人才资源盲目争夺，并不利于产业发展。
首先，地方政府应当控制产业投资冲动，对关键技术可以由政府牵头，通过支持独立的研究机构，集中力量攻坚；在终端产品开发环节，应交由市场化主体完成，获取的利润或者是超额利润是企业承担风险的对价，政府莫要染指。
第二，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应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这里说的公平，不是一说芯片都去补贴芯片，这样势必挤占别的企业应该分配的资源。地方政府投资的部分应当是以非盈利的、基础设施为主，即使有利润也是限定利润率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