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张为民，在沾化原来的永丰乡区域，几乎都认识，而且貌似都沾点亲戚，几乎半个永丰的人都和他有“亲戚”，除了表哥就是表叔表大爷。原因很简单，他医术高明，为人谦和善良，所以都想和他沾点亲戚，大概也算是一种光荣。
这就是我的舅爷爷张为民，父亲的舅舅，山东沾化下洼镇原永丰乡辛庄村人。说实话，我知道舅爷爷入朝也是听奶奶偶尔提一两句，始终也没有放在心上，也从来没有详细问起过。若不是看到中央政府给舅爷爷颁发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我都要几乎忘记了他当年入朝过，问了几个表叔表婶子他们也知道的少，因为几乎很少听说过他讲朝鲜的事情，这像极了现在到处寻找一些抗战的英雄，找不到的原因，就是他们回来后谁都不说，也就鲜为人知了。
奶奶姐弟三人，舅爷爷张为民是大弟弟，还有一个小弟弟，为人善良朴实，在十几年前去世了，如今只剩下二人，也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在我们老家对医生的尊称是先生，请医生看病总会说去请先生，所以我也在文中称呼舅爷爷张先生吧。张先生人长得非常英俊潇洒，自年轻的时候便是如此。一提起他，我会立即反应出一个镜头。那是儿时的模糊的印象但又特别深刻。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奶奶家院子里，看到我在树底下玩，便叮铃铃的转动铃铛。我一抬头，呀，舅爷爷来了，就赶紧跑上去。他推着自行车，半长的头发在空中很是飘逸，两眼目光如炬，特别有神，而且微笑注满了眼睛，然后就从他车把上的黑提包里拿出好吃的送给我。也就是这个镜头在脑海里萦绕了三十多年。张先生喜欢穿的是中山装，天冷了就戴顶帽子，外面围一条围巾。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家的穿衣也开始是各色各样的了，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中山装，这种衣服领子高，穿上显得非常庄重而严肃，尤其是他一脸凝重的时候，更是与他医生的身份非常相符。张先生医术极高，尤其擅长一些疑难杂症，他的医术高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当地很多在治病上都“迷信”他，看病非得叫他看，甚至有的人认为只有他开的药才管用，别的大夫开的药根本不行。这种“迷信”甚至都延续到了我的表叔身上，他们家我一共有三个表叔，两个做医生，亦是如此。这种“迷信”其实也不难理解，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医术，一个是医德，日积月累也便如此了。这种现象是一种对一个人的高度认可。
张先生看病的时候人总是排的满满的。我小的时候对这种现象很是崇拜，首先因为张先生帅气，然后感觉他看病的样子都很帅气。他看病的时候时而与病人娓娓道来，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欢声悦色，仿佛就是一个指挥家一样，整个诊室的气氛都系于他一人了。 病人会随时提出很多问题，请张先生解答。由于病人的情况不同，所以提出的问题也就深浅不一，甚至可能是千奇百怪，但是张先生有问必答，很是耐心。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问问题，而且喜欢单线往下循环问，譬如人为什么吃饭，吃饭是因为饿了，那为什么会饿之类，这种问法是很要命的。每次见到张先生也是问很多问题，张先生从不觉得无趣，甚至觉得是一种考验，总归有问到答不出的时候，总是喜欢摸摸我的头然后告诉我以后好好学习就会懂了。
也正是如此，我小时候也萌生过做医生的念头，至少上初中的时候还是如此，我们刚刚上初中那会儿中专是可以直接分配的，只有好学生才先截留下来上中专，于是我还真的产生过考卫校的念头。可是变化总是很快的，中专突然间变得没落下来，而学医是要高中学理科才行，望着我那惨淡的数学成绩，只好作罢。由于张先生的性格，所以他的朋友很多，社会上认识的人也多。听表妹讲，随着年纪大了，他也不大出来了。张先生对整个家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除了两个表叔外，子孙辈的从医的已经有八人了，严格说应该九人，因为一个表妹考了华南医科大，但后来却又考了公务员，所以没有进入医生序列。张先生虽然医术高明，为人也和善，但是却也有点怪。这种怪体现在他的严苛上。他家也是农村，很早的时候在农村是要交公粮的，他每次都要求交公粮的麦子都要扬出来的最好的，而且连着晒上好几天才行。我一个表婶子刚刚结婚，觉得把这么好的麦子交了公粮可惜应该自己磨面才是对的，结果话一出口，张先生的脸立即变得乌黑，反过来把新婚的儿媳妇很严厉的批评一顿，搞得表婶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毋庸置疑，在张先生心里想，与那些在战场上失去生命的人，自己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国家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张先生是做到卫生院院长退休的，虽然没有做到什么高官，但是他却非常感恩，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张先生更是非常严谨，不论是看病还是做人，一向如此，可以说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治病救人上。随着离开山东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他老人家的接触也越来越少，也许他身上还有很多故事，是要回去好好问一问了。
2020年10月28日 于海口
作者 边瑞鹏，山东沾化人，山东电视台做过记者、当过编辑，后在山东、江苏两地检察机关工作，现为律师，定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