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0年10月20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了第147期【朗润·格政】暨“中国经济的远景和挑战”专题系列首场。该系列在北大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的《中国2049》报告和专著基础上，展望中国经济的远景，并分别从老龄化、国企改革、能源与环境、金融、体制改革、大国战略等不同的维度解析未来的挑战与必要的改革。后续将在和深圳（初定12月4日）举办第二场和第三场。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王勋的演讲整理。
回顾经济增长史，可以看到二战以来，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经济体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这些国家和经济体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洲。欧洲主要有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塞浦路斯。亚洲主要有以色列、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有中国澳门，澳门从1994年起进入高收入阶段。最近几年拉美有两个国家经济表现比较突出，智利和乌拉圭，均在2012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非洲最近也有两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分别是塞舌尔和去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毛里求斯。这两个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能否长期持续地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待继续观察。
中国是从1999年，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2010年进入了中上等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银行2019年的统计，中国去年的人均收入按照市场汇率衡量为10261美元。去年世行又更新了收入组别的划分，高收入经济体是人均收入达到12535美元。按照这个标准，即使未来五年中国的平均增速保持在5%，中国也会在2025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能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而是怎样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之后再保持长期稳定地增长。
迈进高收入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开放
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呢？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成功的经济体，大致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采取了经济开放的政策。
上图横轴是113个经济体初始的人均GDP，我们衡量的起点是从1980年，也就是中国刚开放时的初始人均GDP。纵轴是1980年-2010年各个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我把主要的经济体分成两类，一类是采取经济开放政策的经济体，我们称其为开放经济体；一类是封闭经济体。关于采取开放政策的经济体，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其人均GDP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封闭经济体；二是其初始的人均GDP的水平越低，未来几十年的增长速度越高。也就是说开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遵循收敛规律，包括人均收入水平本身和人均收入增长率，都会收敛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中国是不是表现出了增长收敛的特性？中国以改革开放作为一个节点：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在3%左右，相对比较平缓，但是为以后的高增长奠定了很好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到2014年，中国人均GDP增速年均超过6%，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之后，中国的人均GDP和美国的差距呈现了加速缩小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收敛的特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开放其实是连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通道、一根纽带。通过开放，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技术、引进资本，通过和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技术交流，来提高自己创新的能力。开放经济体收敛的规律，按照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研究，可以用两个非常简单的参数进行非常好的拟合。
上面这个非常简单的公式。大写的G代表的是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小写的g代表的是实行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等号的左边代表的是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经济体人均GDP增长率。
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经济体其人均GDP增长率取决于三个因素，分别是μ、θ，以及发达国家人均GDP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之比。μ是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由于发达国家一般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因此μ相当于是一个常数。θ是采取开放政策的经济体创新和学习的能力。发达国家人均GDP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之比，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一个是处于开放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增长率要比处于平衡增长率的发达国家高，因此相对的人均GDP比例大于1；另一个结论是，如果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收敛到了发达国家，也就是小g和大G趋同之后，二者人均GDP增长率就相等。
如果知道了μ和θ，就可以预测处于收敛路径上的开放经济体潜在的经济增速。那么，怎么样来估计两个非常简单的参数呢？可参考可比的开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来估计这个参数。
与中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开放经济体称为可比的开放经济体，以2014年的数据为例，我们用相对的人均GDP来衡量发展水平，即按照购买力平价（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衡量各个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比例。2014年中国大陆是美国人均GDP的23%-24%，这个水平相当于1953年的日本、1960年的新加坡、1960年的中国香港、1978年中国台湾、1984年的韩国。利用可比的开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估算这两个收敛参数，做出增长的预测。
三种增长预测
在成功收敛的前提下，我们做了低、中、高三种情形的预测：考虑到疫情蔓延、中美经贸摩擦，还有地缘政治因素，都会对全球的经济活动产生长期影响，我们认为低情形的结果相对更客观一些。
在低情形的情况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将会从2015年的6.9%逐渐下降到2025年的2.6%。未来的30年，也就是从2021年-2050年中国的潜在GDP的增速可以年均达到4.5%。
如果我们按照市场汇率来考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概在2030年-2032年左右超过美国。到2049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会达到24%左右。2019年，也就是去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是20%左右。
再看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相对美国的人均GDP将会由2015年的24%上升到2049年的65%。
中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现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似乎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如果按照除去美国以外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家的标准，成为现代化强国意味着我们的人均GDP大概相对于美国在60%左右。所以在成功收敛的前提下，中国在2049年可以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按照现价美元计算，不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中国相对美国的人均GDP由2018年的15%会上升到2049年的40%，前提是中国持续保持开放的政策，也就是能够成功收敛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
还有一个极端情况，就是假如中国现在完全封闭国门，中国相对美国的人均GDP，可能会由2015年的24%上升到2049年的31%。
未来增长的决定因素
上图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增长收敛回归，可以发现，当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贸易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二者中，贸易开放其实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1980年-2010年，采取贸易开放的经济体人均GDP增速要显著高于采取封闭政策的经济体，大致上高出2.2%。正如我刚才所说，开放其实给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互相联系的通道，所以说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这种联系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至关重要。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比如从老年抚养比来看，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成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挑战。同时，城市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显著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追赶能力，而且这两个因素是相互促进的。
研究的政策价值
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比较明显的，大致有三个关键词：开放、促进城市化、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开放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开放不只是对外资开放，很重要的是对内的开放，尤其是对社会资本和民企开放。
城市化在开放进程中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城市化的举措，我比较赞同以大都市来带动城市圈建设。城市化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城市内部的建设，再一个是城市间的建设，比如农村和城市、城乡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连通互动和良性竞争。
人力资本积累会通过城市化提高创新能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第一是要扩大教育的投入，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同时还要将研发的投入更多地倾斜到基础研发和应用研究中去；第二就是要进一步考虑放宽人口限制的政策。
研究对双循环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研究对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双循环会有帮助。这主要是我自己的思考，没有体现在《中国2049》这本书里。总书记提出了推动实现新的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按照我们的研究，怎样理解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进口和出口，生产和消费都可能对世界价格造成影响。
第二，相对于我们推进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国内改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会更强一些。
第三，影响创新、影响未来增长潜力主要的挑战或制约还是在国内。通过内部改革来提升创新能力，有助于我们实现结构转型。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放到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上。这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通过国内的改革更好地参与国际循环；第二是通过参与国际循环可以进一步提升国内自主创新的能力。
整理：商洪博 | 编辑：王贤青、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