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原本就拮据的印度农民生活雪上加霜。可强势的印度莫迪政府却在此时强行通过了三项法案，旨在为印度农产品市场化与产业化改革铺平道路，使原本受政府最低收购价格保护的农产品，突然被暴露在大企业把持的自由市场之下。
尽管印度农民担心自己的农产品和土地在未来能否抵挡住大企业的攻城掠地，但仅仅靠“非暴力不合作”式的抗议活动，能否真的让强人莫迪回心转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全球报姐”，感谢“全球报姐”对人民食物主权的支持！
作者｜罗瑞垚（发自印度班加罗尔）
转载编辑｜喀秋莎
后台编辑｜童 话
卡纳塔克邦正在耕地的农民
摄影：Prabhu M
金秋十月，印度北部进入丰收季节。这个“黄金周”，印度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在农业大邦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举行名为“Kheti Bachao Yatra”（救救农业）的拖拉机集会，反对中央政府最近通过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拉胡尔走上田间地头，呼吁农民为自己的权利而反抗。他还说，莫迪政府在过去六年间从未有任何政策惠及穷人。“他们在新冠疫情暴发时通过了这三项法案，有什么着急的呢？他们这样做，是以为农民无能为力，但他们不知道农民的力量。”
自9月中旬农业法修订案通过起，席卷印度各大城市的抗议游行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
班加罗尔自由公园抗议的农民代表
摄影：罗瑞垚
一、农民冒着疫情风险前来抗议
“修改农业法的政府，该死！该死！”“莫迪政府下台！卡邦政府下台！”9月26日下午四点半，愤怒的人们聚集在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市中心的自由公园外，抗议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对农业法的修订，口号声抑扬顿挫，此起彼伏。公园离卡纳塔克邦的议会大楼不到两公里，半小时前，涉及农地征收、农产品行销的几项关键法案刚刚在那里通过。
此前的9月20日，印度议会联邦院（上院）审议通过了饱受争议的《农产品商贸（促进和便利）条例（2020）》、《基本商品（修订）条例（2020）》和《农民（赋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协议条例（2020）》三项农业法的重要修订。总理莫迪称，这是印度政府“几十年来首次推出的让农民受益的法律”，将在推动农业改革的同时，更充分地赋权农民。
显然，抗议游行的农民们并不认同他。这是卡纳塔克邦农民组织和商贸组织集体抗议的第六天。自周一卡邦议会开幕起，他们就像参会的议员一样，从各县区赶赴班加罗尔抗议表态。
“反对农民的人，我们谴责你！”“谴责你！谴责你！”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周围人挥舞着拳头呼应着。人群中，除了身披绿色围巾的农民代表，还有身着蓝色衣服的达利特组织成员，和披着红色围巾的工会代表，他们前来支持农民，联合造势。
农民在班加罗尔市政厅前抗议
摄影：Vinay Sreenvasa
口号声中，有人在空地上撒了一圈泥土，摆放了一个由干草填充做成的人形布偶，浇上汽油，点燃了它。这是抗议者们为政府举行的“葬礼”。人们张开嘴大声呼号，快速地用手来回捂嘴，再用手掌捧起泥土丢向布偶，嘴里喊着反对的口号。
前排的几位达利特女性，身着鲜艳的宝蓝色纱丽，情绪激动时蹲在地上朝着布偶咒骂、吐口水，甚至手持拖鞋作势要打。“难道你们一生下来就是议会成员吗？你们也是出身底层的呀！”其中一位妇女大喊。十分钟后，布偶烧得只剩下一小半残骸，一旁的警察示意人群退后，有人拿来一桶水，火被浇灭了。抗议人群又喊了几轮口号，随后逐渐散去，没有燃尽的小半个布偶也被清理，只剩下些许余烬还留在原地。
几名达利特妇女在咒骂政府 | 摄影：罗瑞垚
不远处，停放着七八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警察在各个路口层层封锁了抗议人群，共有150名警察在场，与抗议者数量不相上下。
这一幕颇具戏剧性的抗议“表演”，是农民们弱势地位和艰难处境的一个侧影。长期被政治议程忽视的农民们很难获取主流媒体的注意力，夸张的“表演”是表达愤怒的渠道，也是博取媒体报道的手段。
“表演”之前，组织抗议的卡纳塔克邦农民-达利特-工人联合组织Aikya Horata发表声明，称中央和邦政府推动的农业法改革都是“亲大企业、反人民的”，“首席部长叶德亚拉帕（BS Yeddyurappa）以农民的名义宣誓就职，攫取了权力；而今天他捅了农民一刀，这说明他并不支持农民，而是支持大企业。”
议会闭幕前，叶德亚拉帕曾邀请组织代表会面，了解农民诉求，但法案还是照样通过。农民们冒着新冠疫情的风险前来抗议，议会却利用新冠的契机趁势修法——因为疫情阴影和议员的大量缺席，卡邦议会会期从八天缩短为六天，但农业法案却被作为“当务之急”迅速通过。
印度议会联邦院的讨论中出现了更大的程序争议，政府并没有将法案发送给议员委员会进行审议，且采取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8名反对党成员当即奋起抗议，导致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公园抗议现场的警察 | 摄影：罗瑞垚
二、莫迪渴望重塑农业生态
抗议的局面并未动摇莫迪政府重塑农业生态的野心。
传统上，印度农产品的供应链由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监管，委员会设置了批发市场，在市场内，经政府许可的持证中间商从农民处采购农产品，市场的规模和监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获得较优价格，规范交易流程。对于谷物、豆类、油籽、洋葱、土豆等最基本的农产品（类似于中国的“国储粮”），政府还为其提供最低收购价格。
但这套体系是一艘四处漏水的“沉船”。有中间商就有垄断和腐败，中间商随意加收佣金、延迟付款的情况很普遍，因此，即使有“规范化”市场的存在，大多数农民也会选择绕过APMC进行销售。根据印度农业部的数据，只有6%的农民在APMC出售。
意在稳定市场的最低收购价也着实是一剂苦药——它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业体系的单一化，农民们更倾向于种植受最低收购价保护的作物；它还造成了严重的低效和浪费。据新德里社会经济研究学会（SSER）6月发表的一项研究，2020年前四个月，有近650万吨国库储存的粮食变质，比封城两个月里政府发放的救济粮还要多。
此次改革试图向这些沉疴开刀，从而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打通各邦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同时取消对中间商的许可制，放松对基本农产品的管制，且为资本和大公司进场实现产业化种植设计了“承包农业”的框架。
一名卡纳塔克邦的农民在稻田里劳作
摄影：Prabhu M
这些大举面向市场化、现代化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让数以亿计的小农和边缘农民承受阵痛。印度6亿多的农民中，有86%为耕地小于2公顷的小农和边缘农民。
反对者担心，新法将进一步剥削这些农民，而非政府宣称的为其赋权。原有框架下，中间商虽然从农民手中分利，但也同时将分散的小农们联合了起来，让个体农民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以赋权之名将农民直接推向市场——而非改革原有体系——将让这些人彻底失去保障，他们在资本和大公司面前将变得不堪一击。
卡纳塔克邦通过的农地征收法案则允许非农业人员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农地，并且取消了最低交易价的限制。这引发农民对失地的担忧，认为跨国公司和大企业会将农地用于房地产。
三、被逼入绝境的5亿小农
52岁的贾纳尔丹（N P Janardhan）就是5亿小农中的一分子。他的家在卡纳塔克邦迈索尔市的纳根哈利村，世代为农。贾纳尔丹有4.5英亩（约1.8公顷）地，每年十月到来年一月的春收季，他会种一些菠菜、胡萝卜、黄瓜之类的蔬菜。夏季雨少天旱，大多数农民会选择休耕，有的则到班加罗尔等城市打些零工，等六月季风时节到来，再回村种地。
雨季时，贾纳尔丹种稻米，但一般只种1.5英亩，其余的地继续荒着。稻子耗水，如果要种满全部的4.5英亩，光靠降雨还不够，还需要额外的灌溉设施。
贾纳尔丹和妻子、儿子生活在一起，食物基本可以自给自足，生活上开支不大，最大的投入就是种地。贾纳尔丹告诉《凤凰周刊》，种1.5英亩的稻子大约要花费3.7万卢比，最终能卖约6.5万卢比。“我忙活四个月，差不多能挣3万卢比。”他说，加上蔬菜季的三四万卢比，每年大概有7万卢比（约6500元人民币）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开销。
两年前，他从银行贷款了10万卢比用来垫付耕作成本，但由于受到旱灾影响血本无归。好在政府减免了大部分农民贷款，贾纳尔丹的贷款被减免了90%，剩下的1万卢比至今还欠着银行。
过去四五年里，像贾纳尔丹这样的印度小农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2016年11月印度政府颁布“废钞令”（废止500和1000卢比面额的纸币），让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小商人手里积攒的纸币变为废纸。加上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近来新冠疫情的突袭和城市停摆，更让农民们销售无门，导致不少农作物烂在地里。
种种处境让印度农民的自杀率持续攀升。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2019年的数据，有10281名农民和农业劳工自杀，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农业劳工的自杀呈上升态势。封城期间，媒体也报道了多起农民自杀事件。
所幸的是，封城开始时，贾纳尔丹的上一季作物已经卖完了，没受到太大影响。但6月初播种稻米时，他发现很难找到帮工，最终只好找来亲戚帮忙。年纪渐长，他独自照顾农地有些力不从心。
今年雨量充沛，贾纳尔丹原本期盼着一个丰收年，但农业法的改革，给他的盼头蒙上阴影。在贾纳尔丹看来，过去同样能将作物卖给任何人，但未来让他靠自己来寻找最优市场并不实际——这意味着一旦去到更远的地方，需要自行承担交通运输和保鲜成本。
“假设我的蔬菜能在喀拉拉邦卖出比本邦更高的价格，那我就要自己运过去。万一没有人收购，我根本负担不起运费，这样会入不敷出。”贾纳尔丹说，“另外，易腐烂的食品也无法长期保存，随着它变质我也没法再议价，很可能只得以低价促销。”
静坐抗议的农民 | 摄影：罗瑞垚
取消大米等作物最低收购价的举措更是将他逼入绝境。贾纳尔丹每年能收获4吨左右的大米，其中2.5吨被政府以1.8万卢比的价格收购，剩余1.5吨不得不以低于最低收购价的1.3万卢比出售给私人贸易商。“我没办法将它储存起来以后销售，因为我需要钱来播种下一季作物，所以必须承担每吨5000卢比的损失。”贾纳尔丹说。更令他担心的是，取消大米的最低收购价之后，私人贸易商将会囤货来压低收购价，农民将遭受更大损失。
7年前，贾纳尔丹中年得子，现在，他不再寄希望于养活了家里世世代代的农田，而是希望儿子能在读书之后跳出农门，“对他这一代人来说，这个选择不可行”。
四、农业改革的真实目的受质疑
面对席卷全国的反对声浪，莫迪仍保持了坚定立场。他除了在推特上表示“这几部涉农法案是印度农业史上的里程碑”，还不忘抨击反对党，声称这一切都是反对党的阴谋：“反对党正在散布谣言，农民们是受到反对党的煽动才质疑法案的。我们需要给农民解释农业改革的重要性，让他们不再听信反对党那套说辞。”
但有学者指出，法案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真正意图并非为了惠及农民。“目前这些法案主要是为了促进大型私营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德里安贝德卡大学博雅教育学院副教授班纳吉（Arindam Banerjee）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指出，农民的收入并不是单纯因为市场开放就会增加，目前影响他们收入的原因主要是高企的耕作成本和低迷的市场需求，而这些恰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为了控制抗议态势的扩大，政府开始大力部署警力。卡纳塔克邦9月28日进行全邦罢工抗议当天，班加罗尔警方出动了1.2万名民警以及武装预备队。
当天早上，农民纳拉萨帕（Narsappa）和他的同乡们来到自由公园附近的街上朝着议会大楼游行，结果被警察拘留。被释放后，他们继续在离议会大楼不远处的街心公园静坐抗议。
现场有50来个人，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他们统一身着白色或浅色衬衫，肩膀上搭着象征农民组织的绿色围巾，年纪稍大的农民下身裹着Panche（一种裙状服饰），还有人戴着绿色的口罩。下午四点多，有人煮了一大锅草本茶，分给大家喝，一旁执勤的警察也见者有份。
一名农民在抗议现场煮茶 | 摄影：罗瑞垚
锡拉村地处干旱地带，地下井打到450米才能取到水，村民们无力承担，完全依赖季风带来的雨水进行耕种。五十多年来，纳拉萨帕一直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他共有4英亩（约1.6公顷）地，其中0.3公顷用来种鸟尾花，其余的种植蔬菜和稻米。
两年前大旱时，他的稻米几乎颗粒无收，无力偿还银行8.8万卢比（约8160元人民币）的贷款。后来政府宣布免除贷款，但他仍然收到银行的催款电话，账户也显示有贷款利息未结清。纳拉萨帕告诉《凤凰周刊》，他求助无门，被银行和政府机构踢皮球，到现在也没解决，银行则拒绝再给他贷款。
为了解决灌溉用水难题，政府几年前斥巨资修建了引流工程，从附近的Hemavati水库向村里提供水源，但由于和邻近村庄的区域水源纷争，锡拉村到现在也无水可用。
卡纳塔克邦农民纳拉萨帕 | 摄影：罗瑞垚
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宣布对花农按照每公顷2.5万卢比发放补贴，纳拉萨帕尚未收到这笔钱，他也不太抱希望。他说，政府与其宣称要给与农民肥料、机械、种子等各种补贴，还不如保留最低收购价，至少农民可以切实从中获利。
对于和纳拉萨帕一样的小农来说，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允许他们进行多样化和现代化的种植，要紧的是填饱肚子之余，让收获的每一粒稻米都物有所值。政府的最低收购价是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如今，他们的呐喊声被班加罗尔喧嚣的引擎和汽笛声淹没。大多数时候，村民们只是在营地静坐，也有人躺下来歇息，偶尔才上街喊喊口号。在帐篷的背后，有一尊甘地的雕像，沉默地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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