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才女？绿茶？真实的“人间四月天”，不是你想的那样
“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梁思成
梁思成与林徽因
金风玉露
公元1901年4月20日，日本东京。
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被迫流亡日本的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这一天收获了自己的长子。
他根据《诗经》中的一句“汤孙奏假，绥我思成”，为孩子取名“梁思成”。
左一为梁思成
三年后，同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林长民，也在杭州听到了女儿的第一声啼哭。
和梁思成一样，她的名字也从《诗经》中来——“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她的祖父给她取名“林徽音”。
（多年后，由于和另一位男性诗人重名，她自己又主动改成了“徽因”。）
林徽因
出生于西子湖畔，林徽因继承了这片钟灵毓秀之地的诗意和秀美。
“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备辈分，先做到友谊的了解。”
——林长民
林长民与林徽因
虽然他们二人的相遇还要等到多年以后，但同为爱国政治家的后代，耳濡目染，爱国的火焰也在两个年幼的孩子心里被点燃。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梁启超才终于带着一家人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梁思成顺利考入了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一年后，林徽因进入了北平培华女中，他们二人第一次踏入同一座城市。
这个时期的梁思成，不仅继承了父亲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还是清华的“跳高王子”、“美术编辑”、“管乐队队长”。
左一为梁思成
而同样接受了中西两种教育的林徽因，身上也汇集了那个年代女性所特有的既传统、又现代，既温婉、又独立的气质。
在此前，二人的父亲——梁启超和林长民就因为志同道合的政见而成为了至交，后来便顺理成章地萌生了结为亲家的念头。
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1919年夏天，梁思成第一次在父亲的书房见到了林徽因。
“爹爹后来说，他当时对于这次‘相亲’颇为忐忑，有点担心会见到一个梳着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穿着拖地长绸裙的旧式大小姐。但当亭亭玉立却稚气未脱的林徽因走进来时，爹爹见到的却是一个梳着两条垂肩发辫、上身穿着浅色中式短衫、深色裙仅及膝下的小姑娘。她的灵秀之气和神采立刻吸引了他。特别令他心动的是，这位小姑娘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便翩然转身而去的那种飘洒。”
——女儿梁再冰的回忆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这一年，梁思成18岁，林徽因15岁。他们两个人的相遇，不仅诞生了一段伟大的爱情，也开启了一曲堪称史诗的文化传奇。
鸿鹄之志
时值一战结束，巴黎和会的闹剧催生了五四运动，而林父林长民由于在运动中积极发声，而被迫要离开国内政局一段时间。他决定带着林徽因一起游历欧洲。
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林徽因和梁思成此后的人生。
在为时一年的旅欧经历中，林徽因在欧洲大陆上广泛观摩了各类西方传统古建筑，并在和建筑师房东的交流中，深入认识了建筑学这一“完美结合了艺术和技术的学科”。回国后，她把对建筑的喜爱传染给了梁思成。二人双双立下了攻读建筑的志向，并决定共同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梁思成如愿进入了宾大建筑系，林徽因则因为当时的建筑系不招收女生，而进入了美术系。但她几乎选修了建筑系的所有专业，并成为了建筑系的助教。
在宾大期间，两人的每次约会，林徽因都会化妆化很久，而梁思成就在她的宿舍楼下等她。有人据此写了一副对联：
“林小姐千妆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
横批：诚心诚意。
虽然他们主攻的是西方建筑和美术，但他们在学业之余时常感慨：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都有十分系统的研究，但中国在这个领域却基本是空白。此时，二人心中已隐隐有了一种民族使命感。
最终的推动力还是来自父亲。一次，梁启超从国内寄来了一本中国古代的建筑书籍，名叫《营造法式》，这让梁思成如获至宝。
《营造法式》
但紧接着，他就陷入了和今天的我们面对文言文阅读题时同样的烦恼：读不懂。
如果是普通的文言文还好，但这部书里充斥的全都是宋代建筑的专业词汇，即便通晓古文，也无法解读。
尽管如此，这本书已悄然在梁思成的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正因读不懂，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以后要研究中国建筑历史，从而“破译”这部天书的志向。
毕业后，他们二人随即在加拿大举办了婚礼，日期特地选在了3月21日这一天，就是为了纪念《营造法式》的作者、宋代建筑家李诫（这是所有史料中关于李诫生平的唯一一个日期）。而在多年后，他们为第二个孩子取名为“从诫”。两人对这位宋代先贤的敬意可见一斑。
林徽因身穿自己设计的婚礼服
1928年秋天，他们毕业归国。当时，和他们同时期的一批留学归来的建筑学者，大多从事了建筑设计，也基本都能获得很高的收入。
但梁林二人的心中，早已坚定了此后余生的方向——从零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
文化战争
“······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林徽因写给胡适的信
在当时，面临着战争威胁的不仅是中国的国土，还有中国的建筑文化。
我们知道，和西方不同，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建筑，都是以木结构为主，这就注定了难以长时间保存。
故宫。来源：全景视觉
在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时候将前朝的建筑加以摧毁是再常见不过的事。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正处多事之秋，积贫积弱、民生凋敝，还受到战争的威胁。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到古建筑的价值，更不要说修缮和保护。
我们有数千年的建筑史，和独特的建筑文化。但在那个西风东渐的年代，我们的传统正在逐渐被损毁、被遗忘。
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存在感；而在国内，甚至连一本像样的专著都找不到。
发布于1896年的西方建筑权威著作《比较建筑史》，反映了中国建筑在西方人眼中的位置：旁枝末节。来源：央视综艺《国家宝藏》
因此，他们决定研究中国建筑史，不光是出于兴趣，更是源于一种危机感。
其实在此前，已经有大批的日本学者深入中国进行研究。他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发出了这样的断言——
“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结构建筑了。要了解相当于中国唐朝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京都去看”
并且，日本人提出中日两国可以合作，共同研究中国古建，但要求是：
“日方主要研究真迹，中方主要梳理文献资料”。
央视《国家宝藏》中对这一场景的再现
言下之意：最关键的部分，由我们日本人来做，你们中国人帮忙打个杂就行了。
平心而论，当时日本人这样说，也不一定就是安了什么坏心思——毕竟当时国内的建筑学基本就是空白，这是无奈的现实。
但这对于包括梁、林在内的所有中国建筑学者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
五千年文化，四万万国人，如果想看唐朝建筑却只能去日本，对本国建筑的研究还要由日本人主导，这将是何等的讽刺？！
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从1932年起，梁林二人，以及中国营造学社（当时唯一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的大部分成员，在中华大地上开启了一段史诗般的文化征程，从零开始，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
考察工作异常艰苦，尤其是对于梁、林两位从小养尊处优的少爷和大小姐而言。
“（旅馆的床上）不一会儿就落上了一层尘土，掸去不久又落了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
“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
——林徽因的回忆
艰苦的环境没有让他们退缩，反而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了许多欢乐：
一次，他们得知一个地方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塔，就开始盘算着到当地考察。林徽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个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 ‘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我只得笑着说阿弥陀佛，他所倾心的幸而不是电影明星！”
让林徽因吃一座古塔的醋，这事也只有梁思成能办到了。
让林徽因吃醋的正是著名的“应县木塔”。来源：全景视觉
这个时期的他们，像极了行走江湖的神雕侠侣，只不过他们匡扶的不是江湖道义，而是民族文化的尊严。
在天坛祈年殿上的合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五年时间，他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实地考察了200多处全国各地的建筑群，在各处古建筑上飞檐走壁、攀爬测量，留下了近两千张珍贵的手稿，也发布了众多令日本学者瞠目的高水平论文。
不过，他们最大心结依然没有解开——这几年发现的建筑基本都是唐朝以后的，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唐代建筑依旧没有现身。
难道，真的就如同日本人说的那样，“想看唐朝建筑只能去日本？”
日本奈良法隆寺，建于公元670年。来源：纪录片《日本的古寺·佛像》
高光时刻
时间来到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前夕。
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北平乃至整个华北的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火药味，日寇侵华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留给梁林的时间不多了。
这一次，他们一行人根据在敦煌壁画中得到的一丝线索，启程前往山西五台山，寻找朝思暮想的唐代建筑。
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 》
这天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下，他们远远望见前方一处殿宇，斗拱硕大，出檐深远，正是他们想象中的盛唐气象！
五台山佛光寺一角。来源：全景视觉
抑制住心中的狂喜，他们连忙赶到这座“佛光真容禅寺”中，细细考察。
虽然凭借经验断定，这座寺庙比此前考察的众多建筑都更久远，但无奈迟迟没有确切的证据。后来，得益于林徽因的远视眼，她率先在大殿的横梁下发现了一行小字，确定了具体年代——公元857年，唐代大中年间。
唐朝，实锤。日本人的论断，至此宣告失败。
林徽因和寺庙“投资人”塑像的合影
这座“佛光真容禅寺”由于地处偏僻，反而让它在历经一千多年后还能被完整保存下来，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木建筑之一，也被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
佛光寺大门。来源：全景视觉
这段传奇经历，是他们二人学术生涯，以及中国建筑史的高光时刻。
“当时夕阳西下，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远看山景美极了，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梁思成日记
试想，如果再晚几个月，他们可能就会因为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考察；而如果佛光寺是由日本人最先发现，那中国的建筑学人又将是何等的尴尬？
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国运”存在吧。
就在1937年7月7日这一天，梁思成通过电报向北平的营造学社同仁们汇报了这一重大的发现。
当天夜里，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烽火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被点燃。
江河万古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
随着华北、江浙地区的相继沦陷，包括清华、北大、南开等高校在内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群体被迫集体向西南迁移。梁林一家也先后到了长沙、昆明，最终辗转来到了四川宜宾的一处小村庄——李庄，并在这里度过了6年。
国家，山河破碎；个人，命运浮沉。
林徽因早年间便患有肺病，长期的四处奔波，又让病情加剧成为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这种曾折磨过契诃夫、卡夫卡、鲁迅的病，如今也开始侵袭林徽因娇弱的身躯。
在李庄的6年里，她几乎全都在病榻上度过。在这里，不要说医疗条件，甚至连电和自来水都没有。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买一口粮食，梁思成只能去典当衣服或生活用品来换钱，甚至连伴随他多年的钢笔、手表都变卖了。
对此他还常常苦中作乐地开玩笑：
“今天吃红烧手表”、“那件衣服可以清炖”。
而且，为了照顾林徽因，并不擅长家务的梁思成在工作之余学会了蒸馒头、腌菜、烤面包、修炉灶、运煤块、用橘子皮做果酱等一系列手艺，甚至被迫自学了打静脉注射，每天亲自为妻子打针。
他们的美国友人不止一次地劝他们到美国去，但林徽因说：
“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年幼的梁从诫问她：
“如果日本人打进了四川怎么办？”
她说：
“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那我在重庆上学，你们就不管我啦？”
“真到了那一步，就顾不上你了”
梁从诫回忆到：母亲说这话时，语气异常平静，就好像在说一件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样。
但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开始着手完成一个多年的夙愿——
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当年求学美国时，《营造法式》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后来踏遍祖国考察建筑的旅程，让他逐渐积攒起了成长的养分。
如今，终于是时候让种子发芽了。
在这山河破碎、辗转流亡之际，在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小小村庄里，在每个深夜那盏小煤油灯的微弱火光下，一个瘦弱的身躯忍着背部和颈部的剧痛，一笔一划地勾勒出了中华民族的建筑史诗。
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来源：纪录片《梁思成与林徽因》
而林徽因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担负起了帮他搜集资料的任务，并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润色。
他们的朋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在回忆录中写到：
“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终于到重庆的医院做了检查。这才知道，她的肾脏和双肺都已经被感染了，医生甚至直接说她“只能再活5年”。
才刚刚收获胜利的喜悦，但她的生命却已看得到尽头。
最终，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此前还参与筹办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她死后，金岳霖为她献上了那首著名的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梁林的大女儿梁再冰说：
“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现身精神。”
是啊，很多人只关注她的绯闻轶事，却不知道她和梁思成一起走遍全国；
很多人只当她是一个“女文青”，却不知道她在民族危难时所展现出的凛然大义。
抛去一切喧嚣，她与梁思成两个人身上折射出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使命，才是她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