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蓝鲸晓虎
我国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率，降低生育率，中国政府从1979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随后中国的出生率显著下降，降至每名妇女出生1.5至1.7个婴儿的水平，到目前为止保持不变。
独生子女政策阻止了4亿婴儿的出生，同时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出生性别比偏高、人口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不足、劳动力短缺、剖宫产率高、大量单身男性等等。
自2015年10月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结束了长达3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出生性别比（SRB）定义为新生男孩与新生女孩的比率，自然情况下SRB为1.05，这意味着新生男孩与新生女孩的正常比率应为1.05。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我国的SRB逐渐走高，2005年达到最高值1.21，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达到了1.40。随着二孩政策放开，SRB变化趋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以河北省为例，河北省从2011年起实施单独二孩政策（BTCP），2014年拓宽到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者（OTCP），直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UTCP），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河北省人民医院妇产科王莉副教授团队自2013年开始着手研究逐步放开的两孩政策的三个阶段中，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从产妇年龄、分娩方式、胎次、产妇教育、地区差异等方面分析这一人口政策对出生性别比（SRB）的影响。研究结果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杂志上【1】。
研究人员利用河北省危重孕产妇监测系统（HBMNMSS）收集数据，该系统覆盖了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22家医院的所有分娩情况，包括河北省10个市的7家城市医院和15家农村医院，年接生量均在1000人次以上。排除多胎妊娠、分娩时妊娠不足28周或分娩资料缺失的妇女。
2013~2017年间，HBMNMSS共收集到270878例单胎分娩。对其进行分析，随着二孩政策（BTCP、OTCP、UTCP）的逐步放开，观察到以下趋势：
1、30-34岁及≥35岁的产妇比例显著增加
2、经产妇增多
3、分娩妇女高学历者明显增多
4、城市医院分娩产妇增加
5、出生性别比（SRB）迅速下降
6、新生儿死亡的性别比在不同阶段变化显著，女婴死亡率逐渐下降。
二孩政策三阶段的产妇人口统计学和产科学情况
多元回归分析中，在人口政策的三个阶段中，孕产妇年龄、分娩方式、分娩方式、孕产妇教育和分娩地区有统计学差异。研究者将这些因素分成不同的亚组，比较亚组间出生性别比（SRB）的差异。
二孩政策三阶段的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河北省22家医院，2013-2017年）
产妇年龄
二孩政策三阶段孕产妇不同年龄亚组SRB的变化趋势
母婴年龄<20、25-29、>35岁的亚组在三个阶段的出生性别比（SRB）无统计学差异。但20-24岁组（1.079、1.049、1.012，P<0.01）、30-34岁组（1.110、1.049、1.049，p<0.01）的出生性别比（SRB）明显下降。
分娩方式
二孩政策三阶段不同分娩方式孕产妇的SRB的变化趋势
阴道分娩亚组的出生性别比（SRB）低于剖宫产亚组，且三个阶段阴道分娩的出生性别比（SRB）无统计学差异。剖宫产组的出生性别比（SRB）由1.160下降到1.119，再下降到1.096，但仍明显高于阴道分娩组。
产次
经产妇的出生性别比（SRB）在3个阶段均显著下降，从1.165下降到1.088，再下降到1.070，但初产妇组的出生性别比（SRB）无统计学差异。经产妇组的出生性别比（SRB）在三个阶段均高于初产妇组。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多产妇出生性别比（SRB）降低与二孩政策的推出显著相关。
二孩政策三阶段初产妇和经产组的SRB变化趋势
文化程度
在独生子女政策阶段，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不得生育第二胎。在二孩政策的三个阶段中，只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妇女的出生性别比（SRB）从1.096下降到1.058，然后又下降到1.058。
小学及以下和高学历妇女的出生性别比（SRB）无统计学差异。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妇女中的出生性别比（SRB）始终高于其他各级教育程度的妇女。
二孩政策三阶段孕产妇不同文化程度亚组SRB的变化趋势
地区
在二孩政策的三个阶段，农村医院的出生性别比（SRB）显著下降，从1.110下降到1.070，然后下降到1.045。城市医院间则无显著性差异。
在单独二孩政策（BTCP）和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者（OTCP）阶段，农村医院的出生性别比（SRB）高于城市医院。
总体来说，城市医院的出生性别比（SRB）未因二孩政策发生变化，而农村医院的出生性别比（SRB）受到二孩政策的影响趋向正常。
二孩政策三阶段城镇和农村孕产妇SRB的变化趋势
这项为期五年的研究涵盖了逐步放开的两孩政策的三个阶段。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政策的调整有关。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后二孩政策的逐步放开，我国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SRB）总体上已降至正常水平。高龄妇女、经产妇女、受过中学教育妇女和农村妇女的出生性别比（SRB）显著下降，其对出生性别比（SRB）下降有明显影响。
二孩政策也在降低剖宫产率，减少女婴死亡，减少性别选择性流产等关键指标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不过，基层医疗机构在提高孕产妇保健水平、保障育龄妇女福利、降低孕期并发症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除了改善出生性别比（SRB）以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人口出生率。
然而，2020年6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马军/宋逸团队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子刊——The Lancet Global Health杂志发表论文【2】。
该论文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年轻女性的平均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虽然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有所回升，但中国的总生育率仍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因此，中国仍需要持续关注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一直关乎着人类社会的稳定，人口膨胀或人口不足最终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崩溃。
10月25日，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表示，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然而，目前我国人口生育率低的根源是在生育限制吗？如果不是，那么即使放开三四五孩，又能否有实质性帮助？
参考文献：
1、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0-08799-y
2、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20）3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