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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要考英语四六级,那么本身就学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又如何考核评价呢?目前,中国每一个英语专业的大学生都要考四八级,作为毕业和学位条件之一。

但英语四八级考试为何差点“难产”?这段鲜为人知的“幕后”离不开一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英语教育家。他,还是《简·爱》《老人与海》等世界名著的译者,其翻译的《简·爱》版本被节选编入高中语文教材,也被央视“朗读者”节目作为推荐读本。今天,这位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现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老教授黄源深80岁了。

【学英语:思辨“专八”都不能缺】

说起黄源深,外语界都知道是他在外语杂志上发表关于“思辨缺席”的文章,揭示出我国外语人才培养上长期存在的重语言、轻思维弊端。他对外语教育中缺失“思辨能力”的呼吁,引起全国学界大讨论,最终其观点被纳入外语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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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立项和实施后,“专八”成了国内最难的英语考试之一。与线上线下各地百余位师生一样,24日前来为黄源深贺寿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庄智象忆起,1991年底,全国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英语教材编审组在重庆开会,对于英语专业也要搞测试的提议,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大学英语搞四六级考试,英语专业设计四八级考试,并建议马上启动考试项目研究和实施。

“测试事宜须慎重,不宜轻易上马,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已经出现过度过热的应试教学。”此时,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教委高教司外语处负责人坐不住了,插话说:“英语专业开考四八级一定要慎之又慎。不建议马上实施。”

处长话音刚落,委员专家们据理力争,直言四八级考试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黄源深、陆国强、姚乃强、黄震华、秦秀白、龙日金等六七位委员慷慨激昂,说得头头是道,摆出了一副非考不可的架势。结果,外语处仍不接受开考的建议,并称:如果你们要搞考试,高教司是不会在证书上盖章的。

谁都没料到,此时黄教授站出来发言,有理有据地说:“四八级考试一定要搞,赶快搞,会议后马上组织班子命题和准备考务等。”他甚至直言,教委高教司不盖章,就盖“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英语编审组”的章。庄智象发现他大义凛然,似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结果,处长只能让步妥协,说回京向高教司领导汇报后再定。庄智象表示,好在当年部里领导比较尊重内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一个月后,在当时上海外语学院专家楼召开会议,传达国家教委高教司领导意见,同意启动四八级考试项目。会议研究决定,由上外组织四级命题,广外组织八级命题,考试办公室设在上外。

“但高教司的章,至今没有敲到证书上,”庄智象直言,不同的是,“编审组”的章改为了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指委”的章。“整个过程,深为黄教授等一批专家无私无畏敢担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正气和骨气所折服,也为领导者开明感到庆幸。“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担当风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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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曾留澳深造的黄源深还是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他开的澳洲文学课程,最初没有学生选修,后来百余人的教室都坐不下。副校长陈洁表示,老教授十年磨一剑,完成了60多万字的巨著《澳大利亚文学史》,成为国内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澳大利亚文学史。作为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黄源深团结和带领全国30余家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将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声音。

【翻英语:先得打好母语功底】

与庄智象不同,七宝中学图书馆馆长王健结识黄源深,是通过其夫人王晓玉。她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发表出版大量小说,如《田教授家二十八个保姆》《紫藤花园》《上海女性》等,其中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深受读者和观众追捧。

黄家四口

有天晚上,王健在徐家汇港汇广场楼上的新华书店看书,偶尔翻到一本褚玉泉先生编的杂志书《悦读》,里面刚好有一篇黄源深写自己从农村到城市求学经历的《飞出山窝学外语》。身为语文教师的王健觉得,这篇文质兼美的文章,完全可以列入中学语文教材。他一直站着看完了,然后按捺不住心情,也不顾晚上几点钟,立刻就在书店里给王晓玉家里拨了电话。

“晓玉老师接的电话,我说不找您,我要找黄源深先生。”王健听晓玉老师哈哈一笑,随即就听到了黄先生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之后,他有空就打电话到黄老师家请教。由于上海话“王、黄”不分,以致后来再电话过去,晓玉老师一听王健声音就问“找哪个王老师”。再往后,她一听是王健,就把电话直接交给黄源深了。

“认识这么多年,去过他们家那么多次,叨扰过黄老师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还从没有请他吃过一次饭,王健坦言,话题最后总是围绕着语言和语言教育,每次都是空手而去,尽兴而归。最近几年,王健对黄源深又有了新的发现,经常报纸上惊喜读到他的散文佳作,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其深厚的中文功底、精湛的写作功力。作为门外弟子,王健感觉先生在告诉我们学好英语、先得学好母语的重要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作为生于山村的放牛娃,黄源深并非也不可能是什么外语天才。1957年高考时, 全国高校招生人数突然紧缩。面临选择, 黄源深在中文和英语两个专业之间徘徊了很久。他笑言,最后出于山里人的思维,认为英语专业不大会有人报考,录取把握更大,便选择了后者。

到了华东师大,黄源深很吃惊:“学校居然比我们的村子还大。”更让他吃惊的是同班同学的英文那么好,而自己连听都听不懂。于是,他甚至想要转系,向领导提出申请同时,一头扎进了近年出版的小说里拼命阅读,做好去中文系的准备。

事实并未如愿。黄源深于是把背单词和大量阅读的方法用在外语学习上,使自己从零起点跳到了高进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后来我也多次听人说起学英语可以靠背词典起家,但我认为,学习方法因人而异,千万不能照搬。”老教授提醒,自己的方法也许仅适合记忆力较好、性格倔强而又有耐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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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黄教授至今翻译出版的作品有30余部。庄智象教授也一直为黄教授的汉语感觉和驾驭能力及创造力感到吃惊,并专门咨询他。他道出一个秘密:原来,黄源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助教进修班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去中文系教授公共英语。

“常人若在中文系教授英语,必定只有授课时才去,而黄教授则一边当先生,一边当学生。”他透露,“黄源深用了数年时间,将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完完整整,彻彻底底地学了一遍,等于又学了一个专业,攻读了一个学位,打下了超越大部分英语专业毕业生的汉语语言文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