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25日的傍晚,上海医科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响起了莫扎特的《安魂曲》,以祈祷被安放在解剖室圆盘里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四小姐郭婉莹能得到永恒的安息。

根据郭婉莹本人生前签下的志愿书,她志愿将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中国疾病防治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看着解剖台上郭婉莹安详的神情,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她当初签署这份志愿书的时候,曾招致多少来自陌生人的恶意。有些人一直坚称,郭婉莹捐赠遗体的动机不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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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73岁的郭婉莹

人们会有这种揣测并不奇怪,毕竟,对自古以来就崇尚死后入土为安的民族而言,捐赠遗体原本就是大多数国人做不到,甚至接受不了的事情。而作为归国华侨,并且是在中国经历了数十年劫难的归国华侨,郭婉莹竟然做了,而且还做到了……

这事任谁看,都应该会疑问重重吧。

试问,历经了种种磨难后,郭婉莹真的还能对中国、对上海有如此深的眷恋和情感?为什么明明可以离开中国,却最终要选择留下?为什么明明可以入土为安,却执意要捐赠遗体?

郭婉莹的苦难经历使得她捐赠遗体的志愿书饱受争议,可是,人们却忽略了一点,苦难可以让郭婉莹的生活从云端跌落谷底,却未必能让她的灵魂下跪。

01

1963年,在青浦乡下接受劳动改造的郭婉莹突然接到了返回上海的通知。由于消息来得毫无征兆,为防半路遭遇不测,郭婉莹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行踪告知二姐波丽后,才启程返回。

不料,虽然有惊无险地回到了上海,但早有一场泼天大祸在前方等着她。

一回到上海,郭婉莹就收到了法院对她丈夫吴毓骧的判决书。尽管吴毓骧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病死狱中,但法院依然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吴毓骧罚款六万四千元美金和十三万元人民币。

既然吴毓骧已经去世,那么这笔账,自然落在了郭婉莹的头上。为了偿还这笔巨款,不由分说,吴毓骧的家产,连同郭婉莹的私人物品,如已经老坏的婚纱、父亲给她的钻石戒指、瓷器等,全部都被充公,然后拿去估价清卖。

可是,即使所有家产拍卖得到的钱加在一块,仍然不够偿还债务。郭婉莹还必须替吴毓骧向国家偿还十四万元人民币。

一时间,郭婉莹的生活比起过去三年的生活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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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37岁时,与一儿一女

三年前的3月15日这一天,是郭婉莹生活崩塌的开始。当时正在学习班上课的郭婉莹被告知,即刻回家,家里有警察在等着她。

警察通知郭婉莹,吴毓骧因为在家中私藏枪支、做生意时与外国人兑换人民币等违法问题已被抓捕关押在思南路的看守所。思南路看守所是当时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听到警察说这个看守所名字,郭婉莹几乎吓得就要晕倒过去。

作为千金小姐和富家太太,她何曾经历过这样的事?

还没等她从惊恐中缓过神来,警察就让她赶紧准备好吴毓骧的衣服、被子、毛巾和草纸等日常用品,给吴毓骧送过去。此后,这些日用品只能每月送一次。

被逮捕的几天后,狱中的吴毓骧给郭婉莹和儿子中正写了一封信,交代他们每月要送的东西:“……我现在需要:浓奂肝油丸,维他命丸、六斤油、葡萄糖钙片……以后每月的接济,你们可照所内规则按月送,药品等特殊物件,你们也可以自动用邮包寄……”

吴毓骧的需求,对郭婉莹来说是极大的负担。昔日轻松得到的物品,此刻却成为稀有之物。郭婉莹一边胆战心惊地适应新的环境,一边小心翼翼地给狱中的丈夫筹集所需物品,每月按时送去。

可是,三年后,吴毓骧还是因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所需的药品病死狱中。丧夫之痛的阴霾尚未能驱散,巨额债务又接踵而至,这一切都是郭婉莹没有预料到的。不过,郭婉莹并没有因此怨过谁,恨过谁,只是觉得,既然欠下了,那就努力去偿还。于是,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丈夫欠下的所有债务,一点一点地偿还。

然而,就算郭婉莹如此坚强地硬扛起生活的一片天,也好像无济于事。因为,生活似乎还是没有善待她。

或许,有人会觉得,生活从来没有善待过谁,也从来没有针对过谁。确实,生活不曾如此,可人会。

同样生而为人,却不是所有人都像郭婉莹一样,心善人正,总有一些人会对他人心怀毫无来由的恶意。

图 | 昔日家境优渥时的一家人合影

02

1967年,郭婉莹因为阶级成分问题,被送去工厂劳动。午休的时候,有人用英语问她午休打算做些什么。郭婉莹说她打算去国际饭店买点面包。

“你知道那里的面包比解放前做得好。”留意到自己的附近还坐着工厂的两个工人后,郭婉莹谨慎地补了一句。

自从1958年,丈夫吴毓骧出了事之后,郭婉莹的生活就一个劲地往下沉。在努力挣扎的同时,郭婉莹更学会了如何更加谨慎地活着,以保护自己和孩子。可是,无论再怎么谨慎,她还是无力抵挡涌动着的恶意。

午休结束后,她和其他几个“有问题”的资本家突然被召集去房间开会。在去会议室的路上,郭婉莹还很疑惑,为什么他们也有资格去开会。可是,当她走进房间,发现满屋子都是人的时候,她突然明白了……

这时,有工人要求会说英语的人站在前面。于是,郭婉莹离开队伍,来到最前面,与此同时,中午和她用英语交谈的两个英语老师也被两个工人揪到了前面。

这两个工人,不是别人,就是午休的时候,坐在郭婉莹附近的那两个工人。

紧接着,一个工人走到郭婉莹跟前,要求郭婉莹跪下。

“我跪下了。他拍打我的头,我很奇怪,就抬起头来看他用什么打我,原来他用了一把扫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要开始痛打我。可是并不是这样。他要我交代我在楼上工作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我用中文告诉了他……”

但是,无论郭婉莹怎么解释,这个工人就是一口咬定郭婉莹在说谎。他义愤填膺地说:“我懂英文。你难道没说什么公园?你在中午的时候要到公园去。你要到公园去见谁?见面要干什么?”

郭婉莹解释说,自己要去的是公园饭店,是国际饭店以前的名字,不是什么公园。

那工人一听,像是截获了什么重大情报的样子。他狡黠地说:“哦,是的。你还抱怨面包不如解放前好了。你能否认自己说过公园和面包吗?”

房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最后,等到郭婉莹的头再被扫帚打了几下后,会议才结束。

当众被扫帚打头,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极为屈辱的一件事,对一向自尊自爱的郭婉莹来说更是如此,但郭婉莹全部忍受了下来。

图 | 退休了

03

1971年,六十二岁的郭婉莹终于等来了退休通知。

依据当时的法律,女性五十五岁就可以退休了。可是,在她五十五岁的时候,她却被安排了一份打字工作。过了没多久,她又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语。尽管郭婉莹是迫于无奈才去了外贸职工业余大学教书,但她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教学方式意外地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不过,福与祸总是相伴而行的。随着郭婉莹在学生中的人气越来越高,眼红她的同事也越来越多。等到后来需要有人被批判的时候,郭婉莹总是因为她的身份、丈夫,第一个被推出来。

1969年,学校将郭婉莹送去崇明岛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农场,郭婉莹洗过污秽不堪的厕所,也挖过恶臭满天的河泥。可是,就算她拼了命地干这些又脏又臭的活,却依然没能让别人满意,让别人相信她改造自我的决心。

在崇明岛,她被人们追着喊“外国老太婆”。

而1971年从崇明岛退休以后,郭婉莹虽然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但依然过着相当清苦的生活。

退休后,她每月的日常开支主要靠着36元的退休金维系着。为了将开支降到最少,曾经居住在独栋花园式楼房的郭家小姐,在这理应含饴弄孙的晚年,独自生活在上海一个七平米大小、冬冷夏热的亭子间里,和邻居共用着一个厨房和厕所。

对于生活的巨大落差,郭婉莹本人倒是早已经适应了。不过,她这数十年的遭遇,却成了外国人眼里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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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开始当奶奶

04

听说了郭家四小姐的经历后,海外媒体纷纷找到上海,想要让郭婉莹好好讲讲她在中国惊心动魄的经历。

英国BBC电视小组首先来到上海。在拍摄完郭婉莹曾经居住过的,当时已经被充公的独栋花园式楼房后,他们问郭婉莹每个月的退休金折合为英镑后大概多少钱。

郭婉莹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反问记者,是否清楚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当记者给出否定答案的时候,郭婉莹拒绝回答他们关于退休金的问题。

拒绝回答,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愿意说谎,一方面,她也知道,如果她照实回答,将会让那些英国人陷入恐慌,而后又不知道会造出什么谣言,所以她选择沉默。不过,最后BBC的人还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替郭婉莹做出了“解释”:几十年的恐怖经历,已经让郭家小姐吓破了胆。

傲慢与偏见往往让人背离真相,或对真相视若无睹。英国电视人如此,美国新闻人亦然。美国新闻节目著名主持人华莱士千里迢迢从美国跑到上海,由始至终都只有一个目的,让郭婉莹亲口说出自己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苦难,表现她的可怜。

可是,郭婉莹却始终不上当。

事后,郭婉莹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就像先前数次回答“为什么不和其他亲人一样留在美国,而要回到中国?”“为什么不留在给过她最幸福美好回忆的故乡澳大利亚”等问题时表现的一样,郭婉莹的话一如既往的简练。

她总是用最简单的话语,表达自己最深沉的情感。

“因为我是中国人,这里是我的家。”

“我的整个生活在上海,我不能离开我的生活,所有我熟悉的,我的医生,我的理发师傅,我的床。”

这样朴素简要的话语看似很容易说出口,但实际上,却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说,且说了之后都能做得到的。现实生活中,总是不乏像当年那个企图用国家秘密换得美国“绿卡”的清华学霸,一边接受着祖国的培育,一边又迫不及待地投靠别国的忘本之人。

而郭婉莹从来没有被要求过需要对自己的苦难保持缄默,她完全有权利去诉苦,去讲自己冤枉,讲自己的委屈,但她没有这么做。

即使上海的生活给了她满身的伤痕,剥夺了她重建新生活的可能,但郭婉莹始终拥抱着上海,拥抱着她在上海的整个生活,同时,也紧紧拥抱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文 | 春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