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抗战·海伦 谭海学 & 《红灯记》故事发生在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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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名列八个革命样板戏之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曾经风靡全国,享誉全世界。原作者沈默君于2009年去世,去世前对《红灯记》故事发生的地点一直未予明确,今有学者从剧情内容上,结合他以往的访谈记录,终于得到明确的答案,《红灯记》的故事就发生在黑龙江省海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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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君(1924年——2009年)

《红灯记》的由来

《红灯记》的原作者是沈默君,改编者是阿甲。

沈默君受《赵氏孤儿》的启发,构思了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梗概,于1962年5月开始从事剧本创作,历时9个月的精雕细琢,创作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这个剧本,就是《红灯记》的原稿。

作品完成后,先取名《红灯记》,经考证与越剧《红灯记》撞车,改为《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为进一步增强剧本的现实感和历史厚重性,沈默君于1962年秋赴沈阳皇姑屯车辆厂、大连机车制造厂、哈尔滨铁路局补充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战士座谈,读剧本给他们听,征求意见。沈默君边补充材料,边听意见,边修改,很快形成了第二稿。

第二稿以迟雨、罗静的署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主办的《电影文学》1962年第9期发表。剧本发表后,沈默君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一致要求李铁梅不死。沈默君认为李铁梅“刑场入学、高举红灯自投烈火、在她巨幅不屈的头像中叠印抗联骑兵踏过河水冲向镜头”,这是广义的后来人,但是通不过审查。又经过两次大的修改,将结尾改成“李铁梅携密码、闯关突围”,第四稿送文化部审查通过。之后,在拍摄筹备期间又作了第五次修改。历时9个月,五易其稿,《自有后来人》电影剧本才最后完成。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隆重上映,马上引起轰动效应,观众热血沸腾,情绪高昂,此片对人民的影响一时成为佳话。

同年,哈尔滨市京剧院把电影改编成京剧,并恢复原来的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由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史玉良担任导演。哈尔滨京剧院紧锣密鼓昼夜加班,赶排出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在黑龙江连续公演了100多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上海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由凌大可、夏剑青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现代沪剧《红灯记》,同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

1964年7月,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

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期间,江青说“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题材撞车”,封杀了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中国京剧院一团按照江青的意图,马上进行修改,调整剧情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1965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197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京剧《红灯记》在全国上演,从此,浩亮演的李玉和,高玉倩演的李奶奶,刘长瑜演的李铁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故事发生在海伦的依据

第一,海伦作为北满抗联部队西征的目的地,是《红灯记》的历史背景。沈默君曾经说过,《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历史背景就是北满抗联的西征。1938年初,北满省委开始组织抗联主力部队西征,到1938年底,北满抗联主力部队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都先后到达海伦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艰苦卓绝的西征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部队战斗故事,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支援抗联的故事,也有交通员的故事。《红灯记》所描写的就是发生在西征期间,抗联地下党、游击队和交通员的英雄故事。海伦作为抗联西征的目的地,是敌我双方激烈斗争的漩涡,英雄事迹层出不穷。

第二,《红灯记》剧本提供了最大的证据。剧本第一场一开始,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就说:“这个跳车人是共产党北满机关的交通员,在他身上带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密电码……这份密电码是北满共产党机关派人送给北山游击队的。游击队就等着这份密电码发生联系!如果密电码落到这个拥有几千人的游击队手里,那就如同老虎长了翅膀,对我们帝国大大的不利!……哈尔滨司令部要我们截住这本密电码……”李玉和的唱段:“手提红灯四下看,北满派人到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 等车就在这一班。”由于交通员没有按时接头,李玉和与王连举在车站焦急地等候,担心交通员可能“在哈尔滨给卡住了。” 1963年第九期《电影文学》发表的《自有后来人》剧本时,有个注释:“影片是描写东北铁路工人抗日斗争的故事。李奶奶、李玉和与李铁梅——本来不同姓的三代人,为了保卫党的重要文件,在狱中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红灯记》的故事梗概是1938年深秋,北满省委派交通员给抗联部队送密电码,由于秘密暴露,交通员提前跳车逃走,日寇和叛徒不择手段抓捕交通员,李玉和一家人千方百计寻找交通员,交通员三番五次急于接头,在种种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李玉和一家人舍生忘死保卫党的文件,最后在游击队的大力支援下,消灭了日寇,把密电码送到了根据地。

第三、密电码是送给抗联三军六师张光迪部的。抗联的交通联络,主要是交通员、信件和电台,内容多、篇幅长的要写成指示信和汇报信,由交通员传送到指定地点。高级的和紧急的战斗命令,主要靠电台发送接收。1936年北满抗联在小兴安岭密营成立了军政学校、电信学校,培养了一批电报员。抗联部队的军级单位以及担负重要战斗任务的师级单位,配备有电台,以保证与上级的通讯联络。一旦在战斗中密码被毁,就会耽误大事。现在,人们疑虑的是,密电码究竟是送给谁的?毫无疑问,密电码是北满省委送给抗联部队。

从《红灯记》的剧情看,北山游击队有着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有地下党的大力支持,有比较完整的地下交通联络网络。这三点对于在人地两生并且激烈战斗中的西征部队来说,是不具备的。而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只有张光迪率领的第三军第六师。1937年3月,冰趟子战斗后,张光迪率领第六师留在海伦地区继续开展根据地建设,在海伦东山里的南北河与八道林子建立了密营、被服厂、后方医院和储粮仓库,储存粮食五万斤。并且以八道林子基地为后方,在海伦、通北、绥棱、庆城、铁力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四支西征部队都是在第六师的接应下,胜利到达海伦地区的。海伦县委虽然在1937年的4月和10月两次遭到日伪破坏,但是仍然有没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在坚持斗争。小学党支部和车站党支部的地下斗争一直坚持到1942年,车站党支部的王大车1942年从海伦撤出后,参加了武装斗争,辽沈战役时,任东北野战军炮兵营长。海伦地下党与上级的交通联络,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都没有中断过。这三点都符合《红灯记》的剧情要求,可以断定:密电码是北满省委派人送给张光迪的第六师的。还可以进一步推论:这份密电码不是三军六师和省委联络用的,而是用来联络四支西征部队的。因为四支部队都是1938年秋季出发的,急需张光迪部接应,接应的必要条件是和西征部队联络上。四支西征部队均带着电台,和省委及总部都能联络上,但是和新的后方基地、和接应部队没有联系,所以省委派人给张光迪部送密电码。这份密电码关系到西征的胜利和部队的存亡,自然十分重要,所以敌我双方不惜一切代价激烈争夺。

第四,《红灯记》的故事不可能发生在龙镇。一是1938年秋季,抗联部队正在向海伦西征,向黑嫩地区的远征尚未开始,龙镇一带没有抗联部队。1938年11月末,冯治纲、王钧率领的抗联才到达龙镇一带,《红灯记》的故事此时已经落下帷幕了。二是龙镇一带,包括整个黑河地区在1945年8月15日祖国光复以前,是没有地下党组织的。龙镇车站没有共产党员,更没有鸠山所哀叹的“比钢铁还要硬”的共产党人李玉和。三是龙镇车站没有地下交通员,在哈尔滨与黑河之间跑交通的,都是北满省委的交通员。四是冯治纲、王钧率领的抗联在龙镇一带活动时,北满省委和抗联总部在海伦,和战斗部队距离不远,可以直接指挥。即使是需要送密电码,也不用绕道哈尔滨,并且坐火车去冒险。

第五“龙潭”不是地名。龙潭是成语龙潭虎穴的一半,龙潭虎穴的意思是藏龙深潭,卧虎洞穴,喻极其危险的处所。任何一处险恶之地,都可以称作龙潭虎穴,试想在日寇特别是宪兵队严格控制下的海伦火车站,能不是龙潭虎穴吗?

剧中人物原型在海伦

《红灯记》故事以1938年北满抗联部队西征为背景。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我地下党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

剧中人物都各有原型,剧中李玉和的原型是海伦车站党支部书记胡起。胡起(1906-1967),原名胡荣庆,曾用名胡忱冰,北京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胡起与妻子程远(中共党员)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哈尔滨,考入哈尔滨中长铁路官员传习所,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结业后,胡起任松浦火车站和石人城火车站站长,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呼海铁路特别党支部,任特支书记。1931年12月,胡起在海伦车站发展了5名党员,建立了海伦车站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1934年6月18日,因为叛徒出卖,遭到大批日寇围捕,胡起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决心为国捐躯,毅然奔向铁路,想与迎面疾驰而来的列车相撞,由于列车紧急刹车,胡起被撞成重伤,昏死过去。日寇把他送进医院,一周后才苏醒过来。在狱中,日寇对胡起施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日寇无奈,只好以反满抗日罪判他十年徒刑,关押在哈尔滨道外监狱。为了反抗日寇对犯人的虐待,胡起领导难友绝食七天七夜,迫使日寇接受了难友的要求,改善了对政治犯的待遇。1941年,胡起出狱,马上寻找党组织,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来。1945年10月,胡起任阿城县长,率领县大队进行剿匪清霸,为巩固新政权而战斗。从1950年起,胡起历任锦州铁路局长、牡丹江铁路局长、大连铁道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67年5月14日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又从六楼扔下来,残害致死。1978年,中共中央为铁道线上的钢铁战士胡起平反昭雪。

李奶奶原型是海伦妇女抗日救国会会员张玉秀。张玉秀是海伦地下党县委组织部长顾旭东的爱人。顾旭东毁家纾难,全家二十多口人冒着生命危险,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并且英烈满门。张玉秀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深明大义,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是妇女抗日救国会会员。顾旭东被捕时,张玉秀机智地把藏在香烟盒里的地下党文件安全转移。顾旭东被捕后,张玉秀顶着巨大的压力,四处奔波积极营救,由于无暇照顾家庭,致使得了肺炎的儿子没有及时治疗,病重而死。张玉秀强忍悲痛,为了不影响丈夫的斗志,一直没有告诉顾旭东。实在没有办法时,张玉秀借个孩子照了一张侧身照片,带给狱中的顾旭东,说孩子聪明伶俐身体健康,让他安心放心。张玉秀一边照顾狱中的丈夫,一边维持家中生活,同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作了大量的工作,受到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李铁梅原型是海伦县妇女救国会主任兼县委机要员高洁。她当时是海伦县妇女救国会主任兼县委机要员,为了开展抗日工作,她与县委书记夏尚志假扮夫妻,在海伦城南四道街柴火市东头比较偏僻的地方,开了一间杂货铺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海伦县委以海伦西南街韩相国(满洲省委交通员)家为内部接待站,以南牌楼北侧路西的宋家麻花铺为秘密联络站。高洁组建了海伦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日伪残暴统治,筹集物资支援抗日游击队,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10月,海伦地下党遭到日寇破坏,高洁与夏尚志转移到长春农村坚持斗争,后来结为真夫妻。1981年夏天,高洁曾陪夏尚志回海伦考察。

鸠山的原型是日寇驻海伦的宪兵队长栗原鹰林,军衔是中佐,此人极其奸诈狡猾,并且是个中国通。《红灯记》中把鹰林改为鸠山,令人一目了然。

王连举的原型是海伦车站的路警巡长王文举。他不是共产党员,当然也不是叛徒。王文举是海伦城西人,地主家庭出身,当过教员,鸦片烟瘾很大(伪满设有“鸦片专卖公署”,公开贩卖鸦片),1947年土地改革时,因为私藏枪支被贫农团枪毙。伪满时,有一次王文举发现了“反日会”的宣传册子,就对铁路工人进行恐吓,“这东西来的地方我明白,这是宣传员干的,他们每月有三四十元薪水,他们专门想法子来勾结铁路上工人……这种事情是铁路上特别禁止的,抓住了犯枪毙抄家的罪。如果被路局发现了,路警是有责任的,所幸咱们都是中国人,又都是知己的朋友,谁也不能卖谁,如果我要坏,拿这种事情请功,你看好不?以后他们宣传员再来时,就对他说铁路上的人都有这份心,不用他们来宣传了。有那一天时,自然都会变过来。铁路上的密探很多,你晓得谁个坏?叫他们不要来了。”真正的叛徒是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1937年4月15日,傅景勋叛变,出卖了哈尔滨特委党组织的机密,隶属于哈尔滨特委的海伦县委也遭到破坏,有46人被捕入狱。

跳车人的原型是韩相国,他是满洲省委交通员、海伦县委委员,他在海伦城里西南街的家,就是一处秘密联络站。韩相国机智勇敢,奔波于日伪严密统治下的奉天、哈尔滨、满洲里、黑河之间,多次完成秘密交通和护送领导干部的任务。

磨刀人的原型是曲万山,他是海伦县委领导下游击队的交通员,长期以货郎为掩护,为党组织跑交通,1937年3月牺牲。《红灯记》中为了歌颂劳动人民,把货郎改成了磨刀人。

接头地点的粥棚是海伦城内的宋家麻花铺。麻花铺位于海伦城内南牌楼北侧路西,是海伦县委的秘密联络站,在《红灯记》中为了表现伪满时期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把麻花铺改为粥棚。

文艺作品不是现实生活的原样照搬、复制还原,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进行深加工,再创造。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明确:《红灯记》的故事就发生在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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