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最近一次被人们重视，是清代用来破馆阁体楷书的僵化的。明朝初建，皇帝崇尚书法，开科选士，都用工整的楷书答卷。字写得欠佳者，即便是满腹经纶，也会名落孙山。董其昌就深受其害，文章不及他的堂侄因为字比他好，反而夺得头魁。他也是这件事儿的受益者，从此专心书法，刻苦钻研，最后才走上书法的正路。
正是因为朝廷的命令，所以无不奉从，也是因此有了台阁体的称呼。这种字因为它的实用性，唯求横平竖直，端正拘谨，写得象印刷体一样整齐划一。
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到了清朝人们认识到台阁体的弊端，很多有远见卓识的人想要突破这一现状。那时正好金石文字学兴起，大量南北朝碑刻出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改变的机会。
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是不是受到隋末唐初那些书家的影响。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等，分别从王羲之书法和魏碑中得到笔法，成就了各自不同的书写风格。虞体、欧体、褚体、颜体、柳体都是当时形成的，到现在都有很高的影响力的书体。
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有些疑问，为什么魏碑在隋唐和在清末民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呢？隋唐出了那么多集大成的书法家，清朝为什么就不成了呢？其实清朝因魏碑得利的也不少。像赵之谦、包世臣、康有为、吴昌硕等人。
说到吴昌硕，有人可能要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吴昌硕不是得益于魏碑而是得益于篆籀《石鼓文》。不错，吴昌硕是得益于篆籀，开启了另一种不同的书风。不过要告诉你的是：篆籀文字同魏碑属于同一文体——铭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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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记载：“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王僧虔也有这样的记载，并且明确了“行押书，行书是也。”
章程书，讲得很明白，用来书写公私文书和用了教化习字的文体。在秦为秦篆、在汉为汉隶、在魏晋为真书，到隋唐就是楷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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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铭石书是什么呢？古时重礼教，每种书都有各自的用途，《唐六典》中有说：“其体有五：一曰古文，废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经载之；三曰小篆，印玺所用；四曰八分，石碣碑碣所用；五为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书所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还有专门刻符的书体，用来署名的书体，用来书幡的书体。可见，铭石书是大篆和八分书。
因为石碣碑碣一种是用来纪念或者标记，以垂之久远；另一种是用来歌功颂德，以传于后世。这样就注定了铭石书应该具有庄重肃穆、规矩严谨、宽博厚重的特性。先秦多用篆籀，汉魏多用隶书八分，唐以后开始用唐楷入碑，唐楷基本上是从三体中演变而来，具有着三体的各种特性。再以后，就没有了专事专用的书体，各种书体也就都有入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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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时代的碑碣都是铭石书体写成，这些隶书、八分等都是正书，当然不会有《兰亭集序》那样的行押书入碑。所以就算那时的所有碑刻都是各种各样的正书书体，也不能说明《兰亭序》的书写所用的行书就不存在。这正说明了在唐以前古法有定规，而唐以后这种古法受到了破坏。
我们当然不会提倡复古，但是可以通过这些发展变化，发现书法发展的脉络和促成发展的因素，以用于书法的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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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就像色彩中的红、黄、蓝三原色，隋唐人把它们互相不同程度地融合，就能创造出面目一新的新书体势。但是今天用楷书和魏碑互相融合，就不一定能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体出现。因为今天的楷书已经是参杂了各种颜色的复合色了，再参杂反而会显得灰暗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