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瑜琢
“距离人肉送拷贝还有一天”。
在距离《金刚川》上映还有两天的时候，聚集着发行和影院工作人员的微信群里，有人如此调侃。好在十几分钟之后，开始陆续有人在里面反馈说，《金刚川》的拷贝，刚才终于收到了。
院线工作的H日常负责向广袤县域中的影院发送电影拷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拷贝是以数字硬盘的形式出现——只是比普通的移动硬盘重一些、大一些。它们有时候也被叫做“片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H一边在院线公司值班，一边等待将在下周上映的一部大片的片盘的到来。这部大片当然就是《金刚川》。从开始拍摄到制作完成，《金刚川》已经在时间上创造了奇迹。接下来，它有很大可能会在尚处于复苏阶段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再创造一个票房奇迹。
一部影片的完整内容通常有数百个G。数百G数据被装入硬盘当中，然后经由快递公司发送到院线和影院，最后的终点是影厅背面的放映机。数据经由放映机变成精妙的声光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
一般情况下，十块左右的硬盘会在影片上映前一到两周的时间里，由北京或者上海发运到院线所在的城市。H通过刻录机，将硬盘中的数据拷贝到其他硬盘上面，然后通过快递公司发运到偏远的县城影院。但电影《金刚川》有可能并不会经由这样的程序进入影院的放映机里。即使在制作过程中，它已经足够争夺秒，不过10月23日这个上映时间，对于这部电影来说，仍然是显得有些紧张了。
在上周三（10月14日）的时候，H填写了《金刚川》片方发来的一张影院信息登记表，上面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院线所属的分散于各个市县的影院都去哪儿取片盘会比较方便。在H看来，这是在为接下来的“人肉送电影拷贝”做出未雨绸缪的准备。
当时看，“雨”会不会来，实在是个未知数。
能确定的是，在那个周末结束之时，如果快递小哥还没有送《金刚川》的片盘过来，H就还要继续等待。
等待接下来的三天里快递送来拷贝，或者等待“人肉送拷贝”。
H第一次听到“人肉送拷贝”这个词是在2012年9月14日。根据陈忠实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鹿原》将在次日上映，但它的片盘仍旧未至。在等待中，H第一次听到了“人肉送拷贝”这个词。
“人肉送拷贝”，即舍去快递公司这个位于中间的物流环节，由片方（通常是发行人员）乘坐火车、飞机之类的交通工具，亲自将电影拷贝送到各个重要城市。这种直接点对点的运送，其最大好处自然是节省发运时间。
H第一次听到“人肉送拷贝”这个词的时候会有点懵，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事儿挺大，片儿也挺大”。这种感觉会让这些被兴师动众送来的拷贝里的影片在影院工作人员那里得到加分——当然，“人肉送拷贝”虽然听来颇有仪式感，但归根结底它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法。并不会有哪个片方真敢拿它来作为一种给自己片子加分的营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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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员千里迢迢送来硬盘。这座城市的每一家影院也都会派出一两个人前往迎接。他们聚集到发行人员所住的酒店的大堂里——这种同城同行的热闹聚集，一整年也就有这么一次。
当天晚上，H和他的几位同事加班刻录拷贝，他们需要在清晨来临之前将所有属于外地影院的拷贝通过快递发运出去。但已经有其他县市影院等不及，派人连夜开车或者坐火车到院线去取。
《白鹿原》之后，用到“人肉送拷贝”这种仪式或者方式的片子并不多。H记忆里有《一代宗师》、《反贪风暴》、《一步之遥》、《王朝的女人·杨贵妃》、《厉害了，我的国》。
2013年1月8日上映的《一代宗师》是这其中的典型。当时有传言，那位以“拖延症”和一种略显苛刻的完美主义著称的导演在临上映之时仍然在对作品进行修改。1月5日，新出炉的影片拷贝才被从泰国空运到北京。在当时的物流条件下，通过快递将拷贝准时发运到各地影院已无可能。于是，《白鹿原》之后的又一次“人肉送拷贝”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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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反贪风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2014年8月上旬突然燃起热度的社会话题，以及临时出现的档期空窗，让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由当年的10月主动改档至8月16日。
《反贪风暴》宣布改档是在上映前五天。
依旧是通过常规快递手段已经无法将自己影片的拷贝如期发送至各个影院、甚至连制作足够数量的硬盘拷贝都几乎来不及的情况下，发行人员被重新聚集。其中的200人参与了由北京向外“人肉送拷贝”以及在各个城市的影院之间“串盘”的行动——所谓“串盘”，即影片硬盘在影院之间的接力。
通过“人肉”的方式，《反贪风暴》在发行人员总计10万公里的行程中送出硬盘共350块。
影片最终取得票房9500万元。可以说，临时改档也好，以及由此生发的“人肉送拷贝”也好，其实都是值得的。这里的“人肉送拷贝”虽非有意为之、虽仍是一种无奈权宜，但相比于其他受到过同样待遇的影片来说，却有一丝主动性在其中。
“这种情况比较考验发行公司的凝聚力和员工的行动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影片内容本身质量得好一些，这样，员工在送的时候才会觉得有信心、有意义，影院在接的时候也才会更配合”，一位参加过这次“人肉送拷贝”事件的发行人员这样总结。
在这些影片中，令H印象深刻的还有《厉害了，我的国》。当时他到火车站去接那位亲自送来拷贝的同行。那是一位女孩儿，独自带着九个箱子下了火车，每个箱子里都装着二三十块硬盘。从出站口到停车场有很远一段距离。H一边帮忙运拷贝，一边安抚来自县城影院的焦急询问。
“人肉送拷贝”并不是到“数字硬盘时代”才有的事。
胶片放映机被数字放映机完全取代是在2011年之后。在此之前，拷贝的呈现形式是胶片盘。相比于数字化的硬盘，它们更加巨大也更重。一部影片，会以15分钟为单位被分割到数张胶片盘里。
当时没有放映密钥，片方有时候会从这一部影片的一整套片盘中扣下其中的第一张，作为防盗版的措施。
之后，数量巨大的胶片盘被装上火车，发送到各地院线或者省市级电影公司。
一位经历过遥远“胶片时代”的院线经理曾经连夜驱车去往位于北京的电影洗印厂，取回八张胶片盘。这八张胶片盘全都属于同一部电影，但里面的内容却全都相同——都是这部电影的开头十五分钟。
这是这位院线经理对于“人肉送拷贝”的最深刻记忆。
“很多城市都有在设立制作硬盘的网点了”，他说，“再加上卫星传输乃至5G普及之后的网络传输，‘人肉送拷贝’这件事会彻底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