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无趣，是王小波一直标榜的文艺观念与美学追求。他在《我的精神家园》序言中说：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
01 王小波的文字是如何做到有趣的
趣味性，在中国当代几十年的文学活动中基本上只有贬义，在人们实际的精神生活中更是被放逐和忘却。
王小波宁愿选择边缘的状态，也不肯屈就于所谓的文学正统的力量。他说：
“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
于是，反讽和戏谑成了王小波在作品中寻找有趣的方式。
他善于在作品中使用反讽的语言，造成别具一格的效果，经常故意用一种亵渎式的语言去冲刷爱与恨、善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生与死的边界，使庄严肃穆的气氛轰然崩塌成了荒诞的碎片，造成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
比如《三十而立》中的“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人直肠的那块棉花”。
“她只是觉得身体很难受，心里麻麻烦烦的，一心想的是快点死了算了。而且她还想：我的脖子比别人的细，人又瘦，也许再勒一下就死掉了。用不着再勒第三道。但是我们知道，想怎样就怎样的自由主义观点是要不得的。上级让你被勒了几刀以后死掉，你就得做那种打算，自己有别的打算都不对头。”
这些反讽的语言不由使人哑然失笑，除了言语的反讽，王小波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寓言式的作品，诸如《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等。
这些类型的作品把反讽贯彻到作品的背景里。在这些作品中，知识分子生活的世界不仅不比现在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
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日益抛入到滑稽荒诞的境地。权力的根系不仅没有枯萎，反而日渐蔓延。
人成为机器，自由成为枷锁，智慧成为罪孽，发明创造预示着科学技术对刑罚的改进与提高。在这种荒诞夸张有趣的背后，渗透着作者深沉的苦难意识和隐忧。
有趣除了反讽的力量外，戏谑与黑色幽默也是重要的因素。王小波说：
“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黑色幽默。我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我小说里的人物也总是在笑，从来就不哭，我以为这样比较有趣。”
审丑和荒诞是黑色幽默运用的主要手段，把丑恶的力量极致化，达到一种调侃的喜剧效果。
他在《似水流年》里写道：
“出这主意的那位首长，后来生了个孩子没屁眼，是我妈动手术给孩子做了个人工肛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随着医学的发展，干点缺德事不要紧，生孩子没屁眼可以做人工肛门，怕什么?”
无论人工肛门在医学上是否具有可行性，事件本身的荒谬已昭然若揭。
这些反对都没有使用直截了当的论说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讽刺和自嘲表现出来，造成一种喜剧的效果。
还有如《白银时代》的最后一部分“二0一五”，有些未来世界的味道。
那里面王二成了他自己的小舅舅——一个街头艺术家，他自己则是职业作家，在某公司“写作部”任职，不过那家公司又只是出现在其它章节里，在写过小舅舅吃了许多苦头之后，他这样结束这本书：
“现在我提到了所有的人，就剩下我了。小时候我的志向是要当艺术家，等看到小舅舅的遭遇之后，我就变了主意，开始尝试别的选择，其中包括看守公厕……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火车站门前摆地摊，修手表，打火机..我终于长大了，在写作部里工作。我舅舅也从碱场出来了……今年是2015年，我是一个作家。我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它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王小波对于性的态度也表现了他一贯幽默的一面。
“性”是王小波作品中的一个主要特征，对“性”的描写，也许是王小波叙事方式最广为人知的特征，正是“性”特征使得王小波的幽默一眼看上去不同于林语堂似的幽默。
王小波的幽默，会使人想起卓别林幽默里的那种笑过之后的悲苦和辛酸。
王小波的叙事中“性”的第一种意义就是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反抗。他是以夸张铺陈的性描写，向伪善的精神层面以及世俗的权力发出的挑战：
“陈清扬后来说，她始终没搞明白我那个伟大的友谊是真的呢，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的……其实伟大的友谊不真也不假，就如世上的一切东西一样，你信它是真，它就真下去。你疑它是假，它就是假的。我的话也半真不假。但是我随时准备兑现我的话，哪怕是天崩地裂也不退却。”
王小波用略带调侃的语调说出了在那个时代，个体用性这种手段来反抗时代对个人的压抑，体现了个体自身无法抑制的个性和自由的张扬。
王小波反抗无趣，寻找有趣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回到童真状态，用童心来思考问题。在《我的精神家园》一文中，王小波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一个花蕾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这样的路，这样的人生，不是很有趣吗？一个无趣的世界，必定是由那些完全丧失了童心的人构筑起来的。
在他的作品里大人像孩子般的玩闹，有时他们的行动甚至是孩子气的。
譬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腐厂革委会主任老鲁已经四五十岁，且为女性，胖乎乎，多少也该有点这类人通常具备的骄矜和福相。
但她毅然将这一切都置之脑后，因为怀疑是青年工人王二在男厕所里画了不利于她的淫画，她便“常常朝王二猛扑过来，要撕王二的脸，幸亏这时旁边总是有人，能把她拦住，然后就朝王二吐唾沫，吐唾沫想要吐准需要一定的练习和肺活量，老鲁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别人身上了。”
这些举动不禁让人哑然失笑，“猛扑过来”，要撕王二的脸，这些都是市井中才会出现的场面。
老鲁的举动憨态十足，这种义愤填膺表现得甚至有些夸张，明显不符合她这种年龄的中年妇女的举止，加之她可怜的报复行为又总是扑空，增强了这个人物的喜剧效果。
老鲁与王二的追逐游戏就像是动画片里猫捉老鼠的游戏。老鲁终于有一次揪住了王二，据王二说他是早有防备，被老鲁抓在手里的只是他用白纸画的一个假领子，王二本人则“如断尾的壁虎一样逃走了”。
另有一次的的确确被老鲁拦腰抱住，他便“直愣愣的倒了下去”，老鲁只好组织人马送他上医院。上三轮车时，“我硬得像刚从冷库里抬出来一样。刚出了厂门，我就好了，欢蹦乱跳”。
王二的这种行为令老鲁大为不满，“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王二的行为就像是天真的顽童的行为，他与老鲁的追逐就像是孩童间玩闹的游戏。成人世界失掉已久的孩子气让这个凡俗的世界充满了乐趣。
我们可以看出，王小波的心里面完整地保留了一个顽童对待世界的全部态度，并且喜欢把自己的事情说成自己希望看到的那样，用想象来逃脱乏味的现实。
他的孩童式的想象有时甚至到了一种荒诞不经的地步。
如在他的小说集《青铜时代》中的一篇小说《佛寺》中所写，主人公所居住的住所是由“滑轮、缆绳、连杆、齿轮、还有涡轮蜗杆”组成的一片能升能降的“柚木大陆”。
当敌人侵犯的时候，这片“柚木大陆”，就能连同它的地基、花园和房子，一起上升到八根柱子上面。
在这里，世界好像就成了孩童手中的玩具，可以随意的拼接。作者笔下的这个世界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新奇的有趣的阅读体验。
他善于提供令人拍案惊奇的细节、构思，运用智慧轻松的叙述语言，他的文字，往往能让你在忍俊不禁、吃吃发笑中获得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
02 发笑之余，我们还该如何品读王小波的文字
读他的文字，透视他的精神家园，我们似乎不应只是在黑色幽默里，得到哭笑不得的审美体验，也不应只做到回味激赏。
在《我的精神家园》里，王小波对“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的精神状态是极为不满的。
他认为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王小波认为：
“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从这种立场出发，人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参照系，因此在衡量一种精神价值时，主要标准就不再是眼前的自身实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把文学、艺术真正当作精神事业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对于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怀有坚定的信念，给其生活注入一种高尚的严肃性，赋予心灵一种真正的精神历史。
在王小波的杂文作品中，就贯穿这么一种思想，传达出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生独特理解和信念。他生前曾说过：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对于一个推崇有精神生活价值的人来说，这种想法应是必不可少的。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隐含着一种超越性的信念，即超越自身之得失、惠及人类的思想追求。
当然这种信念的产生，是与王小波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也是与对那个非理性时代，蒙昧主义的恶性发展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命运造成巨大的残害的理性反思紧密相连的。
知青出身的王小波，与那个年代的同代人一样，经历着无数次的运动……同时也经历着由此所带来的家庭不幸、个人的坎坷，精神上的被愚弄，纯真的情感被亵渎……
但与之俱生的是王小波以其独特的、不停顿的思索与追问，表现着生命的尊严和顽强不屈的自由意志，其思想的成熟过程，也就是靠自己的判断力找寻真知的过程。
他由此终身保持着对精神自由和理性思索的信念。在这个方面，他与同代人一样又不一样，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独特，也最有个性的一个。
在《承认的勇气》一文中，他说道：
人生在世常常会落到一种“说法”之中。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拿它当了真，时过境迁之后，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就是个严肃的问题。
他针对一些人对过去自己出的洋相，解释为时代、历史使然而自己没有责任的说法大不以为然。
对此，王小波反思自己是被人塞了一脑子教条，情绪又受到猛烈的煽动，只会干傻事。不幸的是好多同年人连这种智慧都没有，王小波称之为：
错过了在那个年代里能学会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不肯承认自己傻过，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还要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丑态。
在《我看老三届》中，王小波认为文革的特殊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
这就犹如盲人被坏人踢下楼梯因此复明，而说踢人者是好人一样。
王小波经历过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充满悲剧、荒谬的年代，社会、道德和审美方面，充溢许多极不和谐处。
他认为文学就应真实地揭示其精神面貌，而不应人为地掩饰它们，正如他所倡导的“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而不是相反。
对此，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中，对“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的人多，“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是十分厌恶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点名指出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认为这是中国学者变狡猾的例子。
当然，主动修改自己的作品和著作，以迎合什么的例子绝不止冯先生。
他如此下笔，有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但真诚坦率，令人敬佩。
所以他的文字，从满足于发泄私愤或者沉湎于一己生活的回忆中走出来，把因个人经历造成的视角偏差努力调整过来，以理性的视野，更广阔的胸怀向读者传达他超越自己的情怀。
他的文字中虽有一丝冷气，但他终于做到了尽一己之力去呼唤社会悲剧不再重演，他冷静地批判不好的过往，最后回到了他一生所坚持的原则：
要理性、宽容、自由地生活。这样，他的目光从个人生活扩展到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直至整个人类的一般问题。
王小波曾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写过在一个特殊年代里的看似荒唐的故事和故事里的主人公——猪先生，表达了对勇于挣脱被随意摆弄命运的生命的敬意：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泰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因为同样的缘故，我怀念王小波这位英年早逝的特立独行的家伙。
我很庆幸能读到王小波的文字，其文字独特而态肆随意，但却有着内在的严肃。
他的作品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超越情感的理性思索，在那貌似玩世不恭并且黑色幽默的表象下，隐藏着冷静、彻底了悟的大智和无可救药的真诚。
我喜欢他的文字，它们让人思想自由；这些文字，延长了我的青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