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胡翠娥译，译林出版社，2018
1936年，英国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一组文件在伦敦索斯比国际拍卖行进行拍卖，而五十年前，当这组文件被提交剑桥大学时，曾被认为“毫无科学价值”。文件被另一位剑桥学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即后来的凯恩斯勋爵）购得。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这些文件（主要是手稿和笔记），并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伦敦的皇家学会俱乐部举办讲座，展示了“历史上最有名、最受崇敬的科学家”的全新一面。“18世纪以来，”凯恩斯告诉俱乐部的会员，“牛顿一直被认为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现代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一个教会我们如何用纯粹理性冷静思考的人。我不这么看他。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仔细研读过牛顿在1696年离开剑桥时留下的那个盒子里的东西（虽部分失散，但传到我们手中），都不会那样看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的魔法师，最后的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他和不到一万年前那些开始铸造我们思想遗产的人用同样的眼光注视着这个物理世界和思想世界。”
当然，对我们来说，牛顿仍然最主要是建构现代宇宙观念（即宇宙因为重力作用而凝聚成形）的人。但自凯恩斯在皇家学会发表演讲以来的几十年，一个非常不同的牛顿开始出现：他在虚幻的炼金术世界里耗时多年寻找魔法石，潜心研究《圣经》编年，因为他相信那有助于预测末日天启的具体时间。他几乎是个神秘主义者，对玫瑰十字会、占星术和命理学着迷。牛顿相信摩西早就认识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和他自己的重力理论。在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几十年后，牛顿还在努力发掘所罗门圣殿的确切布局图，因为他相信所罗门圣殿是“天堂地形的最佳指引”。也许最令人惊奇的是，最近的学术界发现指出，如果牛顿没有在炼金术方面做研究，就可能不会取得那些改变世界的发现。
牛顿身上的悖论是开始本书的一个有用的矫正。人们可能期望一部思想史应该展现一个流畅的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从早期人类使用石器的时代的原始思维，经过几大宗教的酝酿，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史无前例的艺术繁荣、现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摧枯拉朽的进化论和我们非常熟悉并赖以生存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标志的神奇技术。
但是从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涯中，我们发现，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多数时候，确有一个总体的发展和稳定的进步，但绝不是所有的阶段都如此。通观整个历史，某些国家和文明在一段时期内散发过光芒，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光芒消退了。思想史绝不是一条直线，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剑桥大学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伟大的滴定》（1969）一书中，着手解决他认为是历史上最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为什么发明了纸张、火药、木板印刷、瓷器和科举制度的中国文明在领先世界思想几个世纪之后，从未发展出成熟的科学或现代商业机制——资本主义，并且在中世纪以后被西方超越，远远地落在后面？（他的答案将在本书后文讨论。）伊斯兰文明也是如此。9世纪，巴格达在地中海的文化领域居领先地位：正是在这里，古代文明的伟大典籍得到翻译，医院得以建立，几何学得到发展，哲学取得重大进展。到11世纪，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酷与苛刻，先进的伊斯兰文明消失了。查尔斯·弗里曼在他的新著《西方思想的终结》中，描述了许多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极端主义统御下智识生活枯萎的案例。5世纪的拉克唐修写道：“知识有何用？关于自然界，即便我知道尼罗河从何而来，或拥有任何‘科学家’为之疯狂的知识，又能为我带来什么福祉呢？”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把癫痫描述为一种自然疾病。然而到中世纪，它却成为圣克里斯托弗负责的事情。当时的一位英格兰医生加德斯登的约翰，向癫痫病人推荐了一种治疗方法，让他们一边读《福音书》，一边在身上放一根白狗毛。
这也许是我们从思想史中能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思想生活（它可能是我们最重要、最令人满意、最有特点的一个存在维度）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毁灭或丢弃。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将尝试性地给出某些结论，以期评价这一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遗失了哪些东西。本“前言”要表明，这部思想史如何不同于其他历史，并试图帮助解说思想史是什么。这里的讨论将限于组织思想史材料的不同方式。一部思想史当然要涉及浩繁的材料，因此必须找到一种适用的组织方式。
选自 | [英]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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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玲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