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看上去彬彬有礼，面带和气，很多国人去过日本之后，都对日本人的高素质赞叹不已。有人称赞说，日本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在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承方面，日本与韩国，还有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做得远比中国大陆要好。
日本人的彬彬有礼，高素质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的礼貌和谦恭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比如：你递给一位日本人名片，他如果刚刚在忙，那他一定会把手在工作服上擦干净，或者洗了手后再接你的名片，而且一定是双手奉接。日本人不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忽略礼节。
儒家所说的“礼”，实际上就是一种谦恭，是在各种细节上表现出的对他人的尊重，这种谦恭在日本国民中被普及发扬，而这种谦恭的态度，却是国人所普遍缺乏的，很多中国人自大、自我，他们行事不顾及他人的感受，甚至打量陌生人的目光都不友善。有很多国人全然无“礼”可讲，他们行为粗鲁，稍有些地位，或心理优势，就喜欢凌驾于他人之上，或是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一种傲慢来。一些人只在领导面前才讲“礼”，才谦恭，而此时的谦恭更是一种无奈，有溜须拍马之嫌，或者更有损自身人格。
有国人本身不讲“礼”，却反过来轻蔑地认为日本人的“礼”是一种不必要的表面形式。其实，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从形式上来讲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礼”字上，只有每个人平时日常中做到讲“礼”有“礼”，才能形成全社会都讲仁、讲义、讲信、讲孝的风气。
日本人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体现在各个方面，在日本的企业中，在管理方面将儒家的人本思想更是利用到了极致。
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被日本的企业家们广泛应用到企业管理之中。日本企业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削弱了雇佣制在管理方面的作用，而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遇到纠纷并不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儒家思想中的“忠孝礼仪”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的企业管理者把“和”作为自己企业管理的目标，日本的企业管理者认为，强调“礼”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恰到好处，能够调解适当，使彼此能融洽。强调“忠”，能使员工更忠诚于企业、更投入地工作，日本人基本上一辈子都在一个企业工作，即使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而没有晋升，也极少有人选择跳槽。在很多日本人心里，企业不只是自己工作的地方，也是一个大家庭，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奉献给了这个大家庭。
日本的企业不将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把他们看成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关系。企业领导人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进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同时在公与私上他们又保持严格的界限。
一直以来，日本人将儒学中的精华部分传承发扬得很好，虽然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但在对儒家思想精华与糟粕的扬弃上，我们应承认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日本这个民族非常擅于学习，尤其擅于向强者学习，日本人的学习并不是死学，而是拿来主义，学习后要改造要融合，要为我所用，通过这种不断地学习融合，使日本不断地得以发展。
在中国的大唐盛世时期，日本广泛接受儒家思想，日本的各级学校甚至将儒家的经典作为主要的教科书。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中的人文关系、价值观以及伦理观，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在持续。日本现在仍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地处东京都文京区的汤岛圣堂。
但日本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一直秉持有取有舍，有扬有弃的态度。在江户时代，儒家思想成为日本官方意识形态，日本的武士阶级积极引进和学习朱子学，并把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武器。但是，日本在引进和利用朱子学的同时，也处处避免和本国的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相冲突，避免产生矛盾。
从对儒家思想进行传承的历史来看，包括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南亚等一些深受儒家思想所影响的国家，在对儒学的传承上都是采取有扬有弃的态度，对我有益的为我所用，对我有害的坚决摒弃。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儒家文化在日本以及韩国，包括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得到了很好传承和发扬。日本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吸收后发扬光大，并将它融入到每个国民的性格之中。但在儒家思想发源地的本土——中国，儒家思想这个“封建老古董”却反而遭到多数人的全盘否定与丢弃。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也被扔到了犄角旮旯里。
抛弃了自己传统文化中那些精华的东西，就是丢失了自己的赖以生存根，就失掉了直面其它文化的底气，国家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强大。所以国家的复兴，还更有待于文化和礼仪的复归。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虽然现状似乎已经如此，我们在感慨万千的同时，也应该做点什么，至少我们可以在今天对下一代加强传统文化和传统礼仪方面的培养和浸染，以期待将来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这些精华，会有真正重归中华大地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