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里,科技飞速跃进,人类文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阶梯,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将人类的生活方式改造得与以前已经大不相同。科技摊开一张大网,向我们的生活包裹而来。随着科学家们对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你是否想象过未来社会的面貌究竟会如何呢?机器人是否会征服人类,或者,有没有可能,人类会成为如机器人一般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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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家扎米亚金在约100年前就做了关于未来的大胆想象,他用笔创造出一个未来,写成一本禁书《我们》。这本书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创始之作,以40篇记录的形式,从建筑师D-503的角度描绘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由于其中的众多隐喻和讽刺,《我们》刚成书时,就被苏联当局禁止发行,60多年后才在苏联公开发表。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让苏联当局惧怕它的影响力呢?

01 在理性至上的未来,人的本性受到全面的约束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科幻感十足的未来:经过“两百年战争”,社会完成了大一统,组成众一国,人们居住在玻璃绿墙之内,生活井然有序。在“恩主”的教化下,理性的生活方式被当作最崇高的追求,集体的“我们”凌驾于每一个自我之上,效率与效能是生命的根本宗旨。人们用号码称呼彼此,家庭的概念不复存在,后代成为公共的财产。每个号码精确地按照“恩主”的要求划分和执行着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他们在同一时刻整齐划一地起床、上班、下班、散步、睡觉,吃着汽油合成的人工食物。

城市由庞大的玻璃建筑架构而成,房间的玻璃墙把每个号码的生活暴露在阳光和“恩主”的目光之下,所有号码的生活都光明而坦荡。最后的一点隐私只留给经过登记的性生活,号码可以拿着粉红色的票据换取15分钟放下百叶窗的权利,行使作为人类最后的本能。

阳光除了滋养作物,也穿透了号码们的生活,阴影无所遁形。人一旦没了隐私,就相当于放弃了自由的权力。《我们》中设定的社会秩序已经延续了千年,号码们自小就已经习惯了严谨的秩序生活,他们的意识里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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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D-503就是“恩主”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他从心底热爱社会中的秩序之美。在D-503的视角下,房屋是“平行六面体形状的”,微笑可以是“未知数X一般的”。他对古代人们的自由、灵感、幻想嗤之以鼻,用“荒唐”“野蛮”“没有意义”来评价古人毫无逻辑的行为方式。

这些描写恰恰是扎米亚金讽刺“极权”的武器,他用D-503的心理叙述刻画出人的本性在“极权”强制灌输下,丧失感性,只被理性所约束的荒唐。背景铺垫完了,D-503的觉醒也逐渐生芽。D-503在记录生活的过程时,无意中展开了反思,同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数——母性号码O-90和I-330。

02 爱、母性与享乐,撬开被压抑扭曲的自我意识

I-330对D-503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吸引力。她脱下蓝色制服,穿上古代的黑色紧身长裙,裸露出肩膀和胸口的肌肤,在三角钢琴前演奏“野蛮”的音乐;她穿上橘黄色的轻薄长裙,在古屋里亲口给D-503灌下一口烈酒。从此,爱和嫉妒在D-503的心里生根发芽。他开始做梦,开始好奇I-330的行踪,嫉妒与I-330在一起的其他号码。而O-90对D-503的爱而不得,驱使她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执意怀上了D-503的孩子。D-503为O-90的执拗和勇敢所动容。

两个女人表现出的人性本能,就像夏娃把蛇果递给了亚当,击穿了D-503心底用数字和机器做的屏障。D-503变得矛盾、恐惧,却又身不由己地帮助着这两个女人。两个女人带来的新的价值观与D-503自小形成的“恩主”教化下的价值观产生猛烈的撞击。梦境的产生是D-503压抑在心底的欲望开始沸腾,而行为与心理的不一致表现是D-503在“我”与“我们”之间的冲突下自我意识的觉醒。

就像叛逆的孩子终归要受到社会的教育,扎米亚金创造的“恩主”没有给号码们太多觉醒自我的空间。“恩主”借助科技的手段,强行抑制了人们大脑中想象力的触发,把号码们变成了冰冷的如机器人一般的物种,他们沉浸在永恒而稳定的幸福之中。

03 “理性至上”与“极权”具有相似的威力

扎米尔金在创作《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斯大林还没有上台,但是他却预见了“极权”统治对生命的漠视以及对自由意志的粉碎。人们或被强迫,或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个性化、差异性,变成趋同的统一的集体。然而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滋生幸福的贫瘠土壤,幸福应该生长在尊重生命、包容万象的大江大海之中。

虽然“极权”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是“理性至上”的价值观仍然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图景的一角。如今的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漠。尽管我们行动自由,但信息化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痕迹。数字出现在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学生时代的考试分数,工作时期的评级,社会中的信用评价等等。

当我们越来越看重关于金钱、成果、效率的量化评价时,是不是在无意之中驱动了人们对数字的追逐?这种追逐是不是会让“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压迫和约束着挣扎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我想,这些疑问的产生就是读《我们》的新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