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各界对郭沫若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郭沫若现象，客观中肯的评价并不多见。主观性与片面性是对郭沫若评价的主要立场，割裂个体与历史的联系导致了评价“两极化”的出现。
俗话说“盖棺定论”，但郭沫若在逝世后，对他的评价非但未能盖棺论定，反而肯定与否定的声音呈现“两极化” 。曾经邓公在郭沫若追悼会上称其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此后便掀起了高度肯定郭沫若的历史贡献高潮，持续了近十年之久，期间批评的声音并不多。
偶尔有对郭沫若的某些作品或历史剧等批评声音的出现，这都属正常的学术评价，并未改变学界对郭沫若的基本评价。“两极化”是出现在海外观点陆续进入中国之后，最初的表现在两本观点相反的著作上。
1988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达凯在书中对郭沫若的人品、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等统统予以否定，说郭沫若“是东抄西凑，见异思迁，前后矛盾的文学机会主义者”。此书中明显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对郭沫若的人身攻击。于是内地出版《百家论郭沫若》一书来反击，以肯定言论为主。
时间到了2000年，批评郭沫若的文章又出现了，书中基本上都是反思郭沫若的悲剧和弱点，批评郭沫若有待商榷的文章，几乎没有肯定郭沫若成就的任何文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集中出现了对作家评价的现象，有一批论文否定了被学界普遍肯定的人物，其中就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些“体制内”作家。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文学大师座次重排的现象，郭沫若被踢出六大家之列。郭沫若历史地位分化也由此开始，直到今天，中国学界仍然流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有关郭沫若的诗风、历史观、文学创作等等方面，都是针锋相对。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认识，都没有科学的立场、态度和评判。
对郭沫若的评价不应该受到非科学性因素的干扰，不应该存在主观臆断和片面看法，更不应该有极端的强烈的政治偏见。怀着主观偏见看待历史人物，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郭沫若是具有多种身份、 多重角色、多方面影响和跨越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多侧面人物。对郭沫若的认识应力求全面，客观公正。
郭沫若的许多突出的贡献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的局限，而在他明显的缺点里却又渗透着积极的时代意义。他的趋时与善变，与他追求的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相关；他的某些偏激的举动，与新文化矫枉过正的运行规律相连。我们不应该用鲁迅的观察眼光去审视郭沫若，更不能以鲁迅之长驳郭沫若之短。
郭沫若有着冒险家的品质，因此郭沫若往往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胆识和开拓精神。他敢想、敢说、敢做。正是这种个性，成就了郭沫若非凡的想象力，推动了他思想上的领先。但这种个性和做法也铸就了他好走极端、做事不够谨慎等缺点，留下了一些被人攻击的把柄。
还有一部分人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郭沫若，看到一些野史类的信息后，就盲目的附和起来，加入一味贬低谩骂郭沫若的队伍之列。郭沫若的私生活及主持明定陵的发掘等事件便首当其冲，开始了一股脑的全盘否定。毫无客观、中肯可言，这就是典型的主观、片面、带有成见的评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郭沫若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