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弱国无外交’，今天我们就讲一位弱国的外交官的故事”
2018年4月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刷屏了很多人的朋友圈。照片里，一位西装革履的老人在窗前怅然独坐，低头不语，沉默的身影充满了叹息。
这位老人，是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2018年4月9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为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贾法里言辞犀利的反击英美代表对于叙利亚的莫须有的指责，怒斥英美以谎言为由发动战争。但是他发言一开始，英美代表就冷笑一声离席而去。没人在意他的表达，他的一腔热血无法战胜对手，他的檄文也没能阻止美英法联军在4月13日对叙利亚发动的空袭。
这样悲愤而无奈的感受，我们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
距今百年之前，我们的国家也是积贫积弱，那时我们的外交官看着列强吞并我们的土地，也只能以拒绝签字的方式而提出无声的抗议。
都说弱国无外交，可是那时候，即使中国是弱国，也有一批为之在国际上奔走发声的外交官，在竭力捍卫着祖国的权益。
今天的故事，就从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谈起。
01 “大好人”威尔逊
1918年年底，一份北京发来的电报送到了中国民国驻美国大使馆。
电报的内容，是邀请当时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即将与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
这次会议，史称“巴黎和会”。是一战战胜国共同确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大会，而中国作为战胜国一份子，也被受邀在列。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欢呼雀跃，认为这是积贫积弱百年的中国走上世界舞台，重新获得大国尊严的一次重要机会。当时的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为首，对这次巴黎和会都体现了高度的重视。
能够在这样的大会中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作为一位外交官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誉。这位驻美大使，此时才仅有31岁，就任驻美大使已经4年了，他的名字叫——顾维钧。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
可是，收到这封电报的顾维钧自己却很难激动起来。这是因为他的妻子唐宝玥刚刚因患西班牙流感在使馆去世，身后还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丧妻之痛尤烈，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就已经在顾维钧桌子上了。
顾维钧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出于民族大义考量，毅然接受了北京的任命。
身既许国，难再许家。
顾维钧接受北京方面的任命出席巴黎和会，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国家方面考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顾维钧是整个中国人里，对巴黎和会最为了解的一个人了。
早在1915年赴任驻美公使以来，顾维钧一直密切注视着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此时正值欧战激战正酣，很快，随着美国对德宣战，协约国实力大增，此时的顾维钧敏锐的意识到，战争将结束了，而在战争过后，将是国际秩序重新洗牌的机会，必然会出现新的国际态势。
所以，顾维钧反复上书，力劝北洋政府追随美国参战。顾维钧认为，美国在战后的国际影响力一定会更加强大，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与美国搞好关系，在战后能够获得美国的支持，那么战后新格局中中国有很大可能能够摆脱一直以来在国际政治方面弱小的局面，一洗经年国耻，重塑中国国际地位。
后来北洋政府听取了顾维钧的建议参战，并为欧洲战场派遣14万劳工，为协约国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自1917年下半年起，顾维钧针对当时各协约国政府关于战后构建新秩序的构想，在公使馆设立了一个有他牵头的研究小组，专门收集美英等国的各种计划草案之类的资料，对战后国际形势加以研究和分析，并确定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对策。还特别研究中国在战后有特殊利益的问题，以便将来在战后的会议上提出。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已经70余年，在这期间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遭到践踏，领土完整收到损害。现在中国作为战胜国，应该在即将召开的和会上向各国公开争取部分失去的权利。
经过研究和深思熟虑，顾维钧认为，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的提出解决山东问题。
这个山东问题，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山东最早被德国占据为殖民地，后来一战爆发，日本也参战了，日本军队就来到山东把德国人打跑了。日本人又占据了山东。此次北京国民政府就是希望能够在和会上收回山东权益。
现在，顾维钧决定接受北京的委任，作为中华民国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巴黎和会。不过，他接到了任命并没有马上动身，他先要去拜访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威尔逊总统是第28任美国总统。自从1913年入住白宫以后，他就第一个承认了中华民国。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时，威尔逊也持反对态度。这让中国很多人心中对威尔逊印象还不错。不过，让威尔逊形象更不错的，是他在1918年1月8日所提出的著名的“十四项原则”，其中包括对殖民地处置要“以绝对的公道作为判断”，要考虑殖民地人民意愿，“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权利”等原则。
这十四条原则一发出，收到了备受压迫的亚非拉各民族的拥护、赞同和感动。中国人也被感动了，顾维钧也被感动了。当时威尔逊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原则的公布，让很多中国人都把美国当做是“公道”和“和平”的象征，将威尔逊视作光明的象征。
陈独秀曾经在一战结束时兴奋的撰文，欢呼一战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称呼威尔逊为“世界第一好人”。
中国人很快就会明白，任何“公道”和“和平”都不能寄希望于他人仁慈的赐予，只有自己掌握在手中的公道和平，才是真正的公道和平。
顾维钧在离美赴法之前，专程去拜会了威尔逊总统。会晤的结果，使顾维钧进一步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态度，同时威尔逊也希望中国支持他所提出的一项建议——建立国际联盟（简称国联）。顾维钧当即表示一定支持。
1918年12月中旬，顾维钧来到了巴黎。作为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到巴黎的人员，顾维钧刚到马上就开始工作，准备中国参加和会方面的事宜。
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项计划，主要包含七个方面问题：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
在这里我多说一句，这里面的大部分方面内容，以顾维钧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们一直跟列强谈判到二十多年以后的1943年才达成目标。
此外，顾维钧还需要就中国加入国联的问题做一些研究。对于战后的中国来说，尽快融入战后新秩序中，尽量创造能跟西方列强平等对话的机会尤为重要，所以，国联一旦成立，中国必须要谋求加入。
正在顾维钧为迎接中国代表团到来做着先头的工作之时，一件棘手的问题摆在了顾维钧面前。
02 座次风波
让顾维钧倍感棘手的难题就是座次问题。
巴黎和会对协约国在参战国在和会上的席位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协约国，每国五席；第二类：战争中提供某些有效援助的，每国三席；第三类：其他协约国阵营成员，每国两席。
在一战期间，英法两国为了忽悠中国参战，胸脯拍的山响，打了包票，允诺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会议席位，以大国位置相待。
所以，当中国政府收到邀请参加和会时，中国认为肯定妥妥五个席位了，于是迅速确定了五位全权代表，他们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以及驻比公使魏宸组，此外还有17位专家、5位外籍顾问总计52人的庞大使团。他们从世界各地陆续汇聚到了巴黎。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
可是等公布各国席位数的时候，中国竟然被列为第三类，仅仅分给两个席位，这让本来兴致勃勃的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顾维钧为此多方奔走，反复跟美国代表团磋商，但是最终增加席位仍然成为泡影。只是允许中国与会人员轮换登场，聊以变通。可是中国如此声势浩大的代表团，五位全权代表仅有两个席位，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呢？
五位全权代表中，各自代表不同的阵营，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而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代表团成员开始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起了龃龉，掀起了一场席位风波。
五位成员只好开会研究座次排名。外交总长陆征祥作为代表团团长，自然当为首位；王正廷为南方政府的代表，为表示北京政府的诚意，列第二也没什么问题；顾维钧对一战各国情况以及巴黎和会所议项目研究最深，列第三好像也合适，剩下施肇基、魏宸组二位，列后面。这样就初步成了陆王顾施魏的顺序。
可是顾维钧却不认同这样的顺序，此时顾维钧才仅仅31岁，其余四位代表不是比他年纪大，就是比他资历老，虽然顾维钧是这五位里对巴黎和会研究最深的，可是在自古以来论资排辈的中国，顾维钧列第三显然不很合适。
顾维钧于是提出来自己应该位居末席，而魏宸组也提出来自居末席。二人谦让一番，最终确定顾为第四，魏为第五。所以陆征祥按照此次研究拟定了陆王施顾魏的方案，报送北京等待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即可。
而徐世昌对这个座次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陆征祥虽然是外交总长，但是他身体并不好，又兼远赴巴黎旅途劳顿，一旦卧病。按照这个顺位，那么整个代表团领导权就落在了南方代表王正廷手中。而顾维钧作为代表北京政府的驻美公使，又是最了解巴黎和会各方情况的，理应在陆征祥病倒时领导代表团。
于是，徐世昌发出大总统训令：将代表团座次定为：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顾维钧感到，这样的座次，无形中将顾维钧至于很尴尬的境地，而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一定不会满意这样的安排，而资历年齿均在顾维钧之上的施肇基，对此可能也不满意。如此，代表团内部必然有分裂的危险。
后面的事情证明，顾维钧所料不差。后来南方代表王正廷、联合施肇基，与陆征祥在代表团内部争执不休，而顾维钧作为较为中立的一方，只好多方弥补，煞费苦心。但是即便如此，也常常难免惹祸上身。
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对王正廷颇有微词。作为南方政府代表和中国代表团第二代表，王正廷不断计较自己的排名，跟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不停内讧，导致代表团不能同心协力，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完全不顾及大敌当前应当以国家大义和民族利益为重。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
为此，同为外交官的颜惠庆在自己的自传中含蓄的批评道：“代表团内重要代表的意见分歧，自始即难望和衷共济，大敌当前，竟有人不惜运用阴谋，争取席次，此种行为，岂特令人齿冷，实为国事痛心。”
其实，代表团里的这些派系斗争，不过都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外在表现罢了。不过好在总算有个确定名单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当中国代表团对外公布名单的时候，巴黎和会已经召开十天了。
不过此时的顾维钧，不能让自己的精力放在没有必要的互撕上，他身上有着更加重要的责任，他要借此次大会，向日本侵略者，要回山东的权益！
1919年1月18日，万众期待的巴黎和会终于在凡尔赛宫隆重开幕。和会总共有27个国家参加，会议核心领导机构为美英德意日五大国首相和外长组成的“十人会”，后来又成立了“四人会”，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莱蒙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组成。
巴黎和会四巨头：由左至右依次是劳合·乔治、奥兰多、克莱蒙梭、威尔逊
北洋政府对参加此次会议的外交人员提出的任务是：1、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这些权益不得由日本继承；2、取消“中日民四条约”的全部或部分；3、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如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等；4、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在华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从以战胜国身份来到巴黎的喜悦中冷静下来后，代表们很快意识到，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参战国”、“战胜国”，实际上还没有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所谓和会，不过是五大国战后的分赃大会，除了五大国之外，其余国家包括中国压根没有发言权。想要让西方列强撤销不平等条约，想要收回中国的权益，那只能是白日做梦。所以，中国代表团最终将主要目标定在了山东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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