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奢”与“易俗”
——北魏鲜卑贵族消费之演变
韩 旭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1100）
［摘 要］北魏鲜卑贵族饮食、服饰、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在纵向上整体呈现出由俭到奢与逐步汉化两个变化趋势，大概以孝文帝时期为转折点。鲜卑贵族与北魏政权休戚相关，他们的奢侈化是北魏兴盛的结果，又加速了北魏的灭亡。汉化与奢侈化不无联系，二者相互推动，成为北魏鲜卑贵族消费演变的重要特色，对北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北魏；消费；鲜卑贵族；奢侈化；汉化
消费作为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内容，也应当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消费的研究既于今人了解古人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图景大有帮助，也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古代社会演变过程的理解和感受。然而，关于古代消费研究的现实状况却是问津者少，成果寥寥，即或有些许探索，也囿于史料限制，以唐宋及其以后时期较多，包括魏晋南北朝在内的之前时段则较少。就南北朝这一时段而言，北朝消费又因其相对南朝的凋敝、史料的限制等原因，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探讨宗教消费和贵族阶层的奢侈娱乐消费的文章为多。宗教方面有邵正坤《四至六世纪华北家庭的宗教信仰消费》［1］、《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消费》［2］两文详细展开论述。刘爱文《论魏晋南北朝大地主集团的休闲娱乐消费》［3］以及张宏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奢之风及其社会影响》［4］两文则主要讨论奢侈娱乐方面的消费。也有少许涉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见邵正坤《试论北朝官贵阶层的家庭经济》［5］和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经济生活探析》［6］。上述诸文在讨论北魏消费时，无论所用史料，还是所得结论，几乎都是针对北魏中后期而言，鲜少涉及北魏前期。因《洛阳伽蓝记》中保留了大量北魏晚期贵族生活状况的记载，北魏后期的消费史料确比前期充足，但鲜卑贵族这个群体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的少数民族属性，如果忽视北魏前期而单论后期，很难还原其消费全貌。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纵向的角度对鲜卑贵族的消费情况进行梳理，吸取前人对北魏后期鲜卑贵族消费的研究成果，尽量补充北魏前期的一些情况。
一、消费内容的发展演变
（一）饮食
北魏前期，皇室“纳其方贡以充食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7］2850收集各方供物、猎取鸟兽充实膳府，食材来源相当广泛。太武帝时期鲜卑贵族仍保有很多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崔浩在灾荒时向明元帝进言“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采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7］808，乳酪、采果都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色彩。元孚曾以“皮服之人，未尝粒食”［7］425形容北魏宿敌蠕蠕，其实同为游牧民族，早期鲜卑贵族在服饰和饮食上也与蠕蠕类似。
鲜卑贵族在固守原来饮食习惯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汉族饮食。太武帝时南朝降臣毛修之的经历恰可说明：“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宗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7］960被史书评价为“晚有诚效”的降臣毛修之，能在早期没有什么功绩的情况下凭借做得一手南方饮食得到太武帝的宠信，足见拓跋焘对江南饮食的喜爱；这同时也说明太武帝时期北魏宫中还没有或缺乏善于烹调南方饮食的御厨，以至于拓跋焘要吃到地道可口的南方饮食，还需依靠南来降臣。可见，北魏前期南方饮食虽已得到一些上层鲜卑贵族的青睐，但善于烹饪者不多，也并不盛行。孝文帝时，南齐王肃初到魏都平城“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羮，渴饮茗汁”［8］105，说明这时南方饮食如鲫鱼羮、茗汁等已传至北魏。王肃在北数年以后“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羮？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8］105从王肃比羊肉为齐鲁大邦、鱼肉为邾莒小国以逢迎孝文帝的行为可以看出，以羊肉为代表的游牧民族饮食依然是鲜卑人最具特点的食物。但相较于太武帝时期宫中“南人饮食”尚需南来降臣烹饪，此时北魏宫中已不乏善为南方饮食者，故南方饮食可出现在招待大臣的宫宴之中。到北魏后期，在洛阳城的“四通市”，“尹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尹鲂，贵于牛羊'。”［8］112鲜美的鱼肉价格甚至贵于牛羊肉，虽然这种现象出现在汉人聚居的尹洛区域，但在鲜卑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洛阳城，仅靠北魏汉族贵族和南方汉人降臣的推动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说明南方饮食逐渐为鲜卑贵族所接受、喜爱。
随着北魏鲜卑民族入主中原时间渐久，受汉文化和农耕文明影响愈深，饮食习惯上的汉化倾向也越加明显。孝文帝延兴五年发布“禁杀牛马”［9］91令，之后孝明帝又“重申杀牛禁”［9］145。牛肉是游牧民族的主要食物之一，鲜卑贵族也喜食牛肉，但牛在农业经济中却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杀牛禁令针对的是北魏统治范围内的所有人，它的颁布既体现了鲜卑民族饮食结构的变化，也是北魏向农业社会转化的标志。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鲜卑贵族已完全抛弃了传统的饮食习惯，孝明帝时期重申杀牛禁令，恰恰说明这一禁令在实施过程当中不尽人意。上文所引北魏后期“洛鲤尹鲂，贵于牛羊”，在洛阳集市中还有牛肉公然售卖，就是例证。
此外，北魏前期，鲜卑贵族饮食一般比较简朴，皇帝重臣“食无二味”“食不兼味”的记述屡见于史籍。到北魏后期，鲜卑贵族对美味珍馐的追求可说达到了极致。高阳王元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8］117其饮食之奢侈让身为外戚且同样“富倾天下”的陈留侯李崇都不得不感叹：“高阳一食，敌我千日”［8］117。
（二）服饰
北魏前期，“太祖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虽乘舆服御，皆去彫饰，咸尚质检”［7］347，道武帝拓跋珪信奉黄老，崇尚节俭，在服饰方面以俭素为主。上行下效，这一时期的北魏群臣也多崇尚俭素，与北魏最高统治者关系最为紧密的鲜卑贵族们更是如此。太武帝拓跋焘当政期间仍然延续拓跋珪时期的简朴作风，据《北史·魏本纪》：“（太武帝）性情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无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采。”［9］62太武帝身边的鲜卑重臣衣着也很简朴，以名将长孙道生为例，据《魏书·长孙道生传》：“道生廉约，身为三司，而衣不华饰，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①，数十年不易”。［7］646鄣泥是垫在马鞍下，垂于马背两旁用以挡土之物，长孙道生身为将帅，多历征伐，长期在马背上奔波，竟能数十年不易鄣泥，可见其简朴程度。常见的鄣泥为锦质［10］，也有皮质，长孙道生的鄣泥之所以能用数十年，与其熊皮的材质也有关系，如果是华丽的锦质鄣泥，肯定不能持久使用。使用皮质鄣泥，既因长孙道生简朴，也是鲜卑人的习惯使然。正如太武帝拓跋焘所言“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11］4013，早期鲜卑贵族无论服饰还是用具，都喜朴素且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质，不爱华丽的绵帛。
北魏早期鲜卑贵族这种简朴作风在上层一直持续到孝文帝时期，孝文帝拓跋宏同样“性俭素，常服干濯之衣”［9］121。但在鲜卑贵族群体中，追求奢衣华服的风气已开始逐渐盛行起来。到北魏后期，鲜卑贵族曾经普遍喜着的皮质衣服，成了一种折辱降臣的手段，怀荒镇将元景，遭遇镇民反叛时，被叛乱者“执缚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绛襖。其被毁辱如此。”［7］747灵太后时期，把持朝政的宗室大臣元叉给时任东凉州刺史尉聿送去两千匹白绫，要尉聿帮他把布料染成绯色，遭到了以性情耿介、不阿权贵闻名的尉聿的拒绝，元叉竟因此“讽御史劾之”②，鲜卑贵族对鲜衣艳服的追逐由此可见一斑。北魏后期贵族服饰的奢侈程度，在《魏书》关于奴婢贱妾衣着的记载中也有体现。《魏书·文成五王列传》：“雍表请：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者鞭一百。（灵）太后从之，而不能久行也。”［7］556连贱妾奴仆都能着锦绣、配珠玉，衣着水平甚至超过北魏前期的皇帝重臣，他们主人衣饰的华丽程度自不待言。即便灵太后听从元雍的谏议，下达禁令，却也收效甚微。其实丞相元雍本身就极尽奢靡，他提出谏议的目的只是明高下等级之分，彰显其贵族地位，并非想要遏制奢侈之风。身为实际掌权者的灵太后更是奢侈风气的重要推动者，史载“后幸左藏，王公、嫔、主以下从者百余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7］338，把国家府库所藏绢布以嬉戏玩乐的方式轻易赏赐，足见灵太后之奢侈放纵。她将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传递给身边的公卿大臣，促使奢侈之风公行于鲜卑贵族之中。“金蝉曜首，宝玉鸣腰”［8］135成了北魏后期洛阳城中鲜卑贵公子们之流行装束。在这种情况下，灵太后禁止得到贵族宠信的奴婢穿着华服的政令成为一纸空文可谓必然，服饰上的奢侈之风在鲜卑贵族中的盛行也是难以逆转的趋势。
（三）娱乐
北魏前期，鲜卑贵族从最上层的皇帝至普通贵族都忙于四处征伐，开疆拓土，贵族子弟常常少年时期就奔赴沙场，从事娱乐活动的机会较少，所以北魏前期，鲜卑贵族的娱乐活动种类单一，以渔猎为主，还有蓄养野兽之类。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献文等北魏前期诸帝多观渔行猎的活动：
（道武）观渔于延水，［9］24
（明元）登兽圈，射猛兽。［9］27
（明元）六月，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9］28
（明元）大猎于牛川。［9］30
（明元）观渔于灅水。［9］30
（太武）筑坛于祚，戏马驰射，赐中者金帛缯絮各有差。［9］44
（太武）大飨群臣，讲武马射［9］53
（文成）田于崞山，遂观渔于旋鸿池”［9］71
（献文）田于西山，亲射武豹。［9］75
当然，北魏统治者热衷于渔猎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借此练兵讲武，进行军事上的威慑，娱乐并不是其主要目的。
到北魏中后期，皇帝的出行活动就以“亲耕”“问人疾苦”为主了，渔猎活动逐渐减少。早在太武帝时期，一些供贵族娱乐的猎场已经被解禁③，允许开垦。孝文帝不仅取消了关外的诸多苑囿“以其地赐贫人”［9］102，还多次下诏“罢诸州禽兽之贡”［9］94“诏禁畜鹰鹞”［9］141“武狼猛暴，食肉残生，从今毋复补供”［9］98，明令禁止蓄养鹰鹞、武狼之类的野兽。在孝文帝的身体力行和严厉禁令下，鲜卑贵族们以往的大型狩猎、蓄养鸟兽的娱乐活动被极大限制。但娱乐活动对于北魏中后期生活在相对太平安逸环境中的贵族子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新兴娱乐方式随之而起。这些娱乐活动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融合各族特色。史料所见的娱乐方式有很多，包括斗鸡走马“（长孙）稚少轻侠，斗鸡走马”［7］649；宴饮声乐④“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7］434-435；角戏竞技“羽林马僧相善角觝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8］159-160；还有诗酒唱和，“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8］133等等。
二、演变过程及原因分析
（一）“尚奢”
总的看来，北魏鲜卑贵族的消费需求表现出这样一种变化趋势，即由立国初年的“礼俗纯朴”［7］2873，到中期的“贵族豪门，崇习奢侈”［9］142，再到后期的极尽奢华，整体是由俭入奢，以孝文帝时期为转折点，呈现出前俭后奢的态势。对于这样的变化过程，北魏统治者并非没有察觉，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遏止。孝文帝曾“诏断远近贡献珍丽，违者免官”［7］241，宣武帝也“诏尚书严立限级，节其流宕”［7］213。但这些诏令都收效甚微，难以阻挡鲜卑贵族追求奢侈生活的步伐。究其原因，是北魏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贵族门阀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为鲜卑贵族的奢侈消费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鲜卑贵族逐渐沾染了门阀贵族扭曲的“竞富”⑤消费观念，即争相以奢靡的消费来标榜身份地位，更加剧了其消费的奢侈化。鲜卑贵族极尽奢华的消费，必然会带来整个阶层的腐化堕落，并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成为北魏统治最终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我们着手探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时候，首先有必要从整体上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面梗概”［12］1。如果把本文的研究内容放到整个魏晋南北朝大时代中去把握，就不难发现，北魏鲜卑贵族消费的转变，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时代的大势所趋。门阀社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独有的社会形态，贵族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财富的聚敛、权力的集中是支撑贵族们奢侈消费的基础，等级的严苛、门第的划分是推动贵族们竞富的力量。所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的消费都以奢侈著称。北魏鲜卑贵族消费由俭到奢的转变过程，正是伴随着北魏门阀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生的。同时，门阀贵族们这种极尽奢华的消费，必然会带来整个阶层的腐化堕落，并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这也是门阀贵族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北魏鲜卑贵族消费由俭入奢的变化也是中国古代王朝高层政治贵族消费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政权建立到最终灭亡，上层统治者在生活用度上往往是初时简朴，后期逐渐奢侈，其间经历了一个由茅茨到桂栋、土阶到玉砌［13］17的变化过程。一般而言，王朝建立初年，多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物质条件不足（当然，也有一些经由禅让、政变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建立起的王朝，如西晋，因没有经历战争的破坏，所以在王朝建立之初已有奢侈之风），在经过一定时期的休养生息后，经济得到恢复，物质的丰盈为奢侈的消费创造了基础。同时，政治贵族们逐步将其政治特权转化为经济利益，他们的财富日益聚敛，消费观念也随之改变，最终产生奢侈的消费行为。
（二）“易俗”
除由俭入奢的主线外，北魏鲜卑贵族在消费上还存在着受汉文化影响、逐渐与汉族生活习俗交融的演变，也就是“移风易俗”的汉化过程。鲜卑贵族消费上的汉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生产方式由畜牧到农耕的变化从根本上导致生活方式随之改变，鲜卑民族很多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消费习惯注定被农耕定居生活所淘汰。其次是上层统治者的直接推动，尤以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为代表⑥，这种自上而下带有强制意味的改革，大大加快了鲜卑民族消费习惯的转变速度。还有北方汉族士族和南朝的影响，生活在一地的北方汉族自不待言；南北之间虽有国别却并未隔绝，双方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的交流时有发生，南方士族的消费习惯也随之渗透到鲜卑贵族之中。但从北魏后期鲜卑贵族消费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在消费上的汉化并不是全部抛弃旧有习惯，全盘接受汉族习俗的汉化，而是兼收并蓄，既保留一些早期鲜卑民族的生活习惯，又吸收了很多汉文化下的消费内容。总之，北魏后期的鲜卑贵族尽管经历了汉化，在消费上还是保留了很多本民族的特点。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既然鲜卑贵族消费的奢侈化与汉化几乎同时进行，那么汉化与奢侈化二者有无联系？崔浩曾夸赞道武帝拓跋珪道“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恰四海。”［7］811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孝文帝后期，“漠北淳朴之人”风俗大变，早已不适合“淳朴”二字。鲜卑民族原有的游牧式生产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汉农业文明则相对先进，从一种相对落后的经济形态向一种相对先进的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并不一定要达到奢侈的程度。换言之，同样由游牧生活进入农耕定居的鲜卑普通民众的消费并没有奢侈化。当然，汉化虽不是导致奢侈化的必然原因，但它为鲜卑贵族的奢侈化消费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消费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奢侈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随着鲜卑贵族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要的提升，原有的鲜卑民族消费品自然难以满足他们追求优质生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汉族贵族的消费习惯为鲜卑贵族所吸收学习，推动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北魏一代，鲜卑贵族的消费演变史，正是北魏上层统治核心奢侈腐化与鲜卑民族逐步汉化过程在消费上的体现。
三、消费需求变化的影响
鲜卑贵族消费需求变化是北魏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变化推动的结果，这种演变又反作用于北魏社会，产生了诸多深远影响。上有所行下必效之，鲜卑贵族在消费上的汉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整个鲜卑民族的消费习惯和偏好，从而影响民间消费，推动整个北魏社会消费习俗的变化，从而对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影响，对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有着积极意义。
北魏前期，鲜卑贵族已对南朝特产的一些奢侈消费品很是青睐。崔浩向明元帝拓跋嗣的进言中提到“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7］813-814，字里行间可见北魏君臣对南朝奢侈消费品的渴求。北魏中后期，鲜卑贵族多拥有自己的庄园，大部分日常需求都可自给自足。但很多满足奢侈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必须通过交换获得，特别是江南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物产。南朝的驯象、破落那国的汗血马、普岚国的宝剑、龟兹国的名驼龙马珍宝纷纷流入北魏。随着鲜卑贵族消费需求的膨胀，朝贡的贡品已难以满足，跨国的互市成为迫切需要。“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止。”［7］2858北魏鲜卑贵族逐渐膨胀的奢侈消费需求可以说是推动南北互市、经济交流的重要力量，有利于突破因政治上对峙带来的南北经济阻隔。
鲜卑贵族是北魏政权的核心，北魏官员有很大一部分出自鲜卑贵族。早期的鲜卑贵族长于弓马，能征善战，是北魏政权的有力支撑。北魏中后期，鲜卑贵族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需要更多的财富来源作为支撑，除了兼并土地，扩展庄园外，利用职权贪污聚敛也盛行开来，加剧了鲜卑贵族的腐化堕落。孝文帝时期，已有“牧守无恤民之心，竟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7］138的情况出现，为改变这种风气，孝文帝下诏“赐王公以下清勤著称者谷帛有差”，亲自奖励能以清廉自守的官员。孝文帝尚属明君，他看到了北魏官场的贪污之风，并采取措施试图制止这种不良风气。到灵太后时期，上层掌权者尚且聚敛不辍，下层官员更是肆无忌惮，以致于“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惏”［7］339。至上而下贪污成风，安于享乐者多，谋国实干者少，整个北魏官僚群体不复精干，为北魏的衰落埋下祸根。
［注 释］
①熊皮鄣泥的详细情况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熊皮鄣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5页）
②这件事见于《魏书·尉聿传》：“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叉送白绫二千匹，令聿染，拒而不许。叉讽御史劾之，驿徵至京。”（《魏书》（卷二六）《尉古真传》附《尉聿传》，第659—660页）
③猎场解禁的详细过情况见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极其破坏》一文。（《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第1—30页）
④关于宴饮声乐的场景，《洛阳伽蓝记》中有更生动的记载“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寀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淸言乍起”（《洛阳伽蓝记校释》卷四《城西·法云寺》，第135页）、“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城南·高阳王寺》，第117页）
⑤早在西晋，就有石崇与王恺斗富之事，门阀大族挖空心思表现自己在吃穿用度上的精致和奢华，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彰显身份地位的心理需要。与之类似，北魏“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洛阳伽蓝记校释》卷四《城西·开善寺》，第143页）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⑥《资治通鉴》载：“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人胡服。”（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第4370页）从考古发掘所见平城和洛阳时期鲜卑贵族随葬俑服饰的不同形态“平城时代随葬俑中头戴风帽、身着窄袖衣的仪仗俑，到了洛阳时代则变为头戴平巾帻、身着广袖衣样式”，可以更直观地看出孝文帝移风易俗的效果。详细内容参见李雁、刘斌、潘海民等《北魏平城与洛阳墓葬陶俑之比较》一文，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第7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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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xury and Common of the Customs——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Wei Xianbei Nobles Consumption
HAN Xu
（History Deparit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ughai 201100，China）
Abstract:The Northern Wei Xianbei aristocratic diet，clothing，entertain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consumption，in the vertical overall show from the frugal to the luxury and gradually finished two changes in the trend，probably to Emperor Xiaowen period as a turning point.Xianbei aristocracy and the Northern Wei regime solidarity，their luxury is the result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but also accelerated the demise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Chinese and luxury are not linked，the two promote each other，as the Northern Wei Xianbei aristocratic consumption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had a profound impact.
Key words:The Northern Wei Dynasty；Consumption；Xianbei nobles；Chinesization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19）03-0058-06
［作者简介］韩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