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多元论目前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即从炎黄部落时期开始，我国各地均散布着由不同文明聚落衍生而来的上古方国，而这些方国都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比如位于陕西一带的石峁文明（距今4000年以上），浙江一带的良渚文明（距今5300年以上），史书不曾记载，但却真实存在，其文明发展程度绝不亚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
而夏朝，正是脱胎于上古方国之一的夏后氏部落。
在尧舜部落联盟时期，黄河爆发了特大洪涝灾害。这场洪水的破坏性有多强呢？有考古团队在黄河上游的青海积石峡一带找到了公元前1920年前后因地震导致的堰塞湖遗迹，据测定，堰塞湖蓄积水量在120亿到170亿立方米，是现如今积石峡水量的500多倍，是清朝道光二十三年大洪水流量的10倍。
而夏后氏部落首领大禹正是在带领各部落方国治理洪涝的过程中，通过对各部落资源的集中调配从而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这为夏朝的家天下奠定了基础。
虽然史书记载的大洪水虽然已被证实，但夏朝却依然扑朔迷离。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前后，而天文学测定的五星汇聚却将夏朝建立时间延后至公元前1914年左右，与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所推算的时间更为接近，也与上古大洪水考古发现相互佐证。
自殷墟出土证实了商朝的存在后，考古学家们加快了对“夏墟”的寻找，考古的重点区域被放在了河南，特别是洛阳市偃师二里头被当作了重点区域。
然而，二里头文化却存在一个硬伤，据高精度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时间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四期则到了公元前1520年，不仅远远达不到夏朝建立的时间节点，反而与商朝纪年重合（商朝已被考古证实，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
此外，与二里头属同一文化类型的豫西、豫北等处遗址，也都远未达到夏朝建立之初的时间节点。而二里头从一期到四期的考古，呈现出较为稳定甚至逐步繁荣的迹象，完全不像一个被推翻的王朝都城所应该有的景象。所以，就连二里头的考古队长许宏都认为二里头可能是商朝的城邑。
那么存在于传世文献中的夏朝究竟在哪呢？
本世纪初开始，社科院的考古专家们对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展开了集中考古发掘，经过对出土人骨以及动植物遗存的碳十四测定，陶寺遗址的时间区间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而这一时间跨度刚好是我国从原始部落（尧舜时代）向国家（夏朝）形态演变的节点。
不仅如此，陶寺还具备了几大特征：有宫城、有贵族墓地、有天文观测系统和宗教祭祀区域，并且出现了多次大规模毁墓现象，出土人骨的惨状也印证了陶寺当时发生过大的外部战争，显然，这里无疑是一座都城。
由于陶寺古城的时间上限早于夏朝，所以，无论是按照《史记》所载的尧舜禹和平禅让，还是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尧舜禹暴力夺权，都至少表明，在大禹和启建立夏朝时，晋南才是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域。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出土甲骨文的佐证，甲骨文中屡屡出现“西邑”一词，与商朝自称的“大邑商”形成了地理上的相对，也与出土的竹简《尹诰》所记载的“夏都西邑”吻合。
此外，《尚书·汤誓》也提到：“桀都安邑（山西运城）”，这既符合夏朝都城在商朝都城以西的地理方位（商朝历史上数次迁都，至盘庚时迁都至安阳，但实际上，安阳原本也是商汤的都城，《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有记载“盘庚复居成汤之故居”），也符合在运城东下冯遗址考古测定的公元前1900时间上限，位于临汾的陶寺和运城的东下冯形成了时间和考古遗迹上的延续性。
可见，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与夏朝直接相关的都城遗迹，是因为夏朝根本不在河南，而是在晋南。而商汤灭夏，应该是自东向西出兵。
但是，出土的清华简《尹至》却发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成汤）自西翦西邑”，也就是说，成汤是从西边出兵攻入夏都的，这段记载并非孤证，因为《吕氏春秋》也提到“汤犹发师，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
为什么都城在东方的商汤（称对方西邑也证实夏都肯定在殷都以西），要先进军至西方，兜一个大圈子，然后东进灭夏呢？
对此，《尹至》曾有一段轻描淡写的记载：商汤娶有莘氏之女。而实际上，就连商汤的宰相伊尹也来自有莘氏部落。史载：有莘氏国在秦晋之间，陕西渭南还曾出土“有莘氏”遗物铜矛。
可见，商汤灭夏绕了个大圈子，既是为了抵达陕西与盟友会和，同时也解决了阻隔在夏都和殷都之间的太行八陉险关难题（“井陉”自古为天下九塞之一，易守难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