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十九大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又将这一战略细化为三个阶段。由此反映出,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而言,乡村发展将比以往具备更显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农民正在成为稀缺的政治社会资源,正在变成各种政治力量竞争的对象,正在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能动性的政治力量之一。

乡村主义及其历史发展

乡村主义从概念上讲是指基于乡村立场、乡村利益和乡村价值,强调通过乡村路径解决乡村问题的意识形态。乡村主义是以乡村为中心的一套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实践体系,其宣扬乡村的社会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与普遍崇尚城市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应。

我把中国的乡村主义划分为古代朴素的乡村主义、近代的乡村主义和当代的新乡村主义三个部分。

古代的朴素乡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植根于农耕文化和相应的社会秩序,其核心是重农的经济基础与中国村社传统中的患难相恤、邻里互助的思想,这也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经典的朴素乡村主义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政治治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所以有乡史、乡绅、乡村治理,以及以乡村自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模式。这是一种基于乡村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认可的。

中国近代的乡村主义包括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如晏阳初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或称定县实验,梁漱溟在山东所展开的邹平实验,以及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乡村实验,在阎锡山等人的主持下实施的山西村政,国民政府官方推动的新村改造等;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所控制地区展开的土地改革。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所控制地区展开的土地改革,依我所看,都是把乡村看作是落后的和改造的对象,它们的区别不在于如何看待乡村,而在于如何改造乡村。

现代的新乡村主义思潮

广义上讲,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有不同程度的基于乡村立场和价值所驱动的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相应的意识形态,都可以被称为新乡村主义思潮。虽然这种以乡村为本的意识形态与朴素的乡村主义、与以往的乡村建设实践至少在形式上都有联系,有些人甚至把现在的新乡村主义实践看作是民国主义以来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的延续。但当下的乡村主义实践与以往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个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真正意义的乡村主义内涵,所以我称之为新乡村主义思潮。

中国当代的新乡村主义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

第一,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

国家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中国现代的国家主义致力于推动对落后中国的改造,而改造落后乡村则是这一实践的核心使命。在完成了生产关系的调整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对中国落后乡村的改造,并长期将乡村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

国家主义新乡村主义重视乡村与过去推动国家现代化重视乡村的最大区别在于“取”与“予”,过去重视乡村是为了“取”,现在则开始“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农村、农业和农民全方位的“取”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过去过度的“取”导致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的不均衡。这就是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凸显的所谓“三农”问题,也正是“三农”问题催生了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在过度“取”的情况下,不断在社会上生成各种民粹话语,给“三农”画上了被剥夺的悲情符号,推动了社会对“三农”的广泛同情,这也倒逼了国家主义的发展意识形态开始向乡村立场归位,使得国家的乡村政策开始呈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价值取向,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与以往“三农”政策的差异就在这点上。

当然,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依然是为了推动国家现代化,这和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和以往乡村建设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现在的乡村主义开始着眼于乡村的价值和立场了,而不像过去把乡村纯粹看成是负担和资源提供库。今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赋予了乡村不同方面的重要含义,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正资产,这是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的逻辑。

第二,发展主义的新乡村主义

发展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主张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发展主义的乡村主张是通过城市化的途径解决农村问题,认为农村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在于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劳动力的转移。如果农村劳动力不转移出去,那么多人待在农村没办法实现现代化。现在发展主义者们也开始接受乡村主义的主张了,形成了所谓发展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实际上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到后来美丽乡村、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到十九大的乡村振兴等,都显示国家发展主义的新乡村主义正在主导中国乡村的发展。

第三,民粹主义的新乡村主义

民粹主义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后最为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思潮在政治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倡导转型正义,手握弱势政治的武器,将批判经典发展的力量整合在民粹学术和民粹社会思潮的大旗之下。民粹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小农的合理性、高效性,以及小农存在的经济学意义,他们反对发展主义将乡村作为负担的主张,反对经典政治经济学中小农落后的理论。民粹主义的这些主张为后工业化时代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民粹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在社会文化上主张乡村的价值,这与后现代乡村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由于其在政治上与国家主义,在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与后现代主张的乡村主义联姻,加上发展主义在转型中对于乡村衰弱的无力感,促进了民粹主义乡村主义在中国的广泛蔓延。应该说民粹主义是推动中国当代新乡村主义思潮的重要力量,虽然民粹主义在客观上产生了社会政治碎片化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一思潮推动了发展回归社会正义的轨道,促进了乡村发展回归乡村立场。

第四,后现代的新乡村主义

后现代思潮主要是基于批判工业化,城市和环境污染,从而倡导乡村主义。这个思潮有很强的去政治化的倾向,而且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思潮往往由建筑家、艺术家和环保社会活动家推动,是目前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这个思潮在主张上和民粹主义结合特别紧,在运作上和市场结合也很紧。那些搞艺术的人很会和市场结合,通过营销把民俗推出去。后现代的新乡村主义者大多都在乡村进行“乡村的复古性再造”,将中产阶级的乡村概念从想象变成现实。后现代的新乡村主义者们在技术上弥补了国家和民粹力量的不足,为国家和民粹制造了很多“美丽乡村”,也用美学视角促进了发展主义者对于乡村立场的改变。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2018年1月3日在贵州大学的演讲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2期(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